“印太战略”视域下的日本对东盟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东盟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切入点。日本与东盟国家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经济圈、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但由于其"印太战略"尚处于理念先行阶段,日本难以将东盟国家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东盟通过开展大国平衡外交,维持与各大国的稳定关系,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维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秩序的中心性,继而实现印太地区形势的动态平衡,这将对印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能力建构(1970—2013年)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国家能力。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维度。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贸易量和投资量,扩大了税基。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中国政府对本国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条文进行立改废,显著地提高了经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既导致了政府机构的扩张,也强化了现存的一些政府部门。与此同时,全球化之下的其他负外部性——比如急剧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和日益困难的监管——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以1960—2018年间的权威宏观政治经济数据为原始数据,但由于关键变量的数据有的始于1970年,有的截止到2013年,所以统计分析覆盖的时间段是1970—2013年。本文的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其中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作用显著的积极,但投资开放的影响则显著的消极。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加速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掌握;在平衡风险和受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及面临的角色冲突

根据角色理论,一国国家角色的构建需要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内部定位与外部预期的互动才能得以实现。在互动的过程中,定位与预期往往会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角色冲突的出现。角色冲突是国家角色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角色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为中国推进周边外交带来挑战,也为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带来一些阻碍。鉴于引发角色冲突的原因不仅涉及中国自身角色定位与东盟国家的传统认知思维,还受到来自域外守成国的影响,因此缓解角色冲突需构建一套完善自身角色、照顾他者情绪且能应对“不怀好意”冲击的“组合拳”。

双重冲击下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供应链重组

在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多数东盟国家经济低迷,中国和东盟国家与美国之间的部分供应链出现了重组迹象。越南等东盟国家因其积累了一定基础和规模的产业,成为部分替代中国供应链的国家。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供应链重组,主要还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贸易摩擦和疫情在短期内有可能促使在华企业向东盟国家转移供应链。从中长期来看,受制于东盟国家市场规模较小、经济结构脆弱、缺乏统一市场机制以及美国的反制等因素,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供应链重组只限于部分领域、部分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供应链重组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贸易相互依存、争议问题与国际冲突的复发——“商业和平论”批判

"商业和平论"是冷战后影响力最大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其核心命题是国际经济交流尤其是国际贸易显著地降低国际冲突的概率。商业和平论存在两个隐藏较深的内在缺陷:一是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战争对国际贸易造成的损失会进入决策者的理性计算。作为一个场域假定,它必须是真实的才不会演绎出虚假的理论,而这个假定并没有在经验上得到支持。二是即使上述假定为真,从理论和经验上看,除非冲突结束,决策者大概率认识不到战争对双边贸易造成的损失。相比之下,决策者从冲突中学习到国际冲突对贸易的影响则是一个"似真性"更强的假定。鉴于此,测试贸易如何影响国际冲突的复发是对商业和平论的一个更恰当的评估方式。根据政治生存理论,只有在对外经济交流的收益与"非补偿性原则"不冲突的前提下,贸易才可能会降低冲突卷土重来的概率。所以,贸易既无法阻止旨在推翻敌国政权的战争,也无法遏制涉及有形和无形资源禀赋的领土冲突,但却会降低政策性国际冲突复发的可能性。文章基于1885~2000年的双边贸易和"军事化国际争端"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表明,贸易并没有显著地降低前两种类型的国际冲突再起的风险,但对于中和次要的政策性国际冲突,却起到了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