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情感内生之呼唤--基于对云南省建水县祭孔仪式的考察

云南省建水县文庙乃全国第二大文庙,近年来在此举办的祭孔大典将传统祭祀与现代公祭高度融合,成了国内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活动。祭孔仪式通过回溯历史、雅俗共赏、礼乐交融和体态展演等环节,展现了伦理情感之发显与强化的基本过程;而家国同构的理念则成了伦理情感之延续的现实依据;通过对"礼""仪"关系的疏通,从而认识到仪式将人们被动的"使命感"化作主动的"仪式感"之过程,进而申发出对伦理情感内生之呼唤。基于对祭孔仪式的展演过程与伦理诉求的分析,"仪式"表现与"仪式感"的运用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象学视域中的董仲舒哲学——论张祥龙先生的董仲舒研究

张祥龙借助于现象学对于董仲舒哲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对于重新理解董仲舒的思想有极大启发。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强调儒家思想的时机化的天道主义。根据张先生的理解,法家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通过人性恶的假设重构了以拥有权力的君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固定的和邪恶的关系。董仲舒哲学进入到纯境遇的终极处,认识到权力的源头,他的受命、更化、改制之说,最终必须在天人相与之际的语境中得到理解。张先生对通三统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仁爱之心的推扩。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根本上是它们的相互交通与生动的作用,只是董仲舒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分开了。董仲舒的名号学说强调名号来源于天,如诗如乐,而又效仿天地、阴阳流动不羁的运势。

《齐物论》“是”字研究——试论“是”的二重性

归类《齐物论》中“是”字的主要用法,其中包括作为指示代词、形容词的“正确”含义,系词作判断词的含义,以及作为词素和动词的作用。着重分析目前关于“因是”问题的研究,提出《齐物论》中“因是”之“是”,具有二重性,即“是”有作为“自然”“天性”的正面意义,同时,也有作为从“是非”中引发出“非自然”“违背天性”的负面意义。

从相遇到认同:共同体形态的伦理建构

共同体形态的伦理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责任属性和价值属性的道德主体在场域的交融下得以相遇,并通过主体间性的互动将他者纳入我的视野之中;移情到共情的转化促成了属于我们共在的交互主体性,共同体的形态由此初步显现。此后,共在主体通过道德叙事展现属于我们的道德生活史,道德记忆以伦理濡化的方式将共同体不断延续。我们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显示出被“认不同”的他者,边界便由此产生,共同体的边界建构以及边界维持有赖于这种基本且深刻的伦理认同。包容作为共同体应当秉持的首要德性,能够普遍给予其成员归属感和尊严感,从而展现出一种内在感召力。

关怀伦理视域下的中国性别和谐教育研究

关怀伦理学主要关注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个体关怀能力的培养、关怀关系的建立及其圈层扩展。关怀伦理学与中国性别和谐教育的有机结合,能够为消解两性性别差异的异化、缓解中国教育中的性别难题提供一定的学理依据和价值指引。推进中国性别和谐教育应当聚焦于转变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培养受教育者的关怀能力,促进两性之间关怀关系的形成,建立关怀型家庭,进而实现关怀关系的圈层扩展。

《易传》君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君子是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典范。《易传》作为哲学著作,因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故而尤为重视对君子人格的修养和完善。通过对《易传》文本的分析可知,《易传》在君子修养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和规范,这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国家篇》中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的关系

《国家篇》是柏拉图的重要著作之一。正义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这一著作中的重要内容。这一问题是智者们提出的,在智者们看来,不是正义,而是不正义才是与幸福内在相关的,坚持正义只能给行事正义的人带来利益损害。智者们的幸福观是希腊传统的利益幸福观,柏拉图并没有对这个幸福观提出质疑,而是认为智者们将幸福与不正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柏拉图不得不展开一个宏大的讨论。他提出了两种自己的正义:大字的正义即城邦国家正义与小字的正义即个人灵魂正义。柏拉图通过建构一个理想正义的国家以及理性支配个人灵魂的正义之士来证明正义与幸福的内在关联。然而,柏拉图在回到智者们的问题上时,使用的是道德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对情欲的支配这样一种论证,他通过这一论证来反驳智者的论点,因而最终并非用正义本身来反驳智者的论点,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论证是失败的,从而柏拉图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证明正义与幸福内在一致这样一个命题。

《墨子·经上》原经探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100字,共20句,每5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意象诠释简论

“本体即诠释”,本体不同,诠释便不同。既然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那么就当有其自己的诠释理论与方法。从中国传统出发,文章试图提出一种具有民族特质的诠释理论与方法——意象诠释。在结构上,文章通过“哲学观念”“思维方式”“体用一源”“同构同源”“理一分殊”和“形神兼备”六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意象诠释的基础、视角、系统、原理、原则和要求,从而揭示出“意象诠释”作为中国哲学诠释方法的一种可能。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意象诠释”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以易观道”和“同构相推”。就本质而论,意象诠释便是以结构思维为核心的诠释,是以“象”为中心,沟通言意两端的诠释。“意—象—言”的循环,是流转结构;“简易—不易—变易”,是其本体结构。由同构同源故,此体用一源之结构,可化而裁之,变而通之,推而行之。由此,意象诠释便不仅仅是“易”的诠释,而且具有中国哲学史的普遍意义。

文昌帝君佐神“天聋”“地哑”考释

宋代文昌帝君左右童子为桂禄二籍仙官,是天聋地哑的前身。从北京玄都胜境和泰山岱庙的造像可以看出,天聋地哑为文昌帝君的佐神之事在元初尚未被广泛认知。文献中关于天聋地哑的记载多集中在明清时期,尤以民间为甚。天聋地哑寓意天机不可泄露、专一读书、聪明不可尽用等意,也指至道终非耳目间意,听非所听,欲言又止之意。

从“阴阳”到“德刑”——董仲舒德主论的建构与证成

通过天道阴阳与《春秋》经典解释学,董仲舒从三个逻辑向度建构与证成德主论(“德主刑辅”):在“阴阳—德刑”向度,将阴阳关系调适为“尊卑”“贵贱”形态,为德刑的“主辅”位置提供本体论根据;在“阴阳—经权”向度,将宇宙真理借《春秋》大义转化为历史时空中的可操作性原则;在“经权—德刑”向度,论证德的优位性及其实现方式。“阴阳”“经权”和“德刑”三个要点纵横勾连,两两相关,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三角结构,为董仲舒的理想政治方案确立了价值坐标和逻辑根据。厘清董仲舒德主论的建构与证成脉络,对理解其“儒化”汉家政治时在继承儒学价值与达成政治实践之间进行的理论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政治本性及其坚守——《孟子·许行陈相章》疏解

《孟子》中"君子野人之辨"表明了孟子对于政治本性的根本理解,但是它常常被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分工理论的一部分。那个关键的章节包含了三个区分:儒家和农家的区分,君子和野人的区分,夷夏的区分。第一个区分已经显示出两个学术派别的宗旨的区分,农家认为,解决温饱问题就是生命的完成,而儒家却认为真正的人性必须到政治中寻找。第二个区分的关键在两点:一是不能用社会分工理论来解释君子与野人之别,二是不能因为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就断定孟子和现代民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是要重新审视孟子的君子学说与其教化的政治理想。最后,夷夏之别不是人种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历史进步论,而是强调通过政治来体现人之仁心。

笛卡尔身心可分离性论证中的上帝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与当代二元论有着相似的理论动机,但其论证资源却更加丰富。一方面,笛卡尔要求我们清楚明晰地认识身心的本质差别;另一方面,笛卡尔的上帝观念又为身心可分离的结论提供了额外支持。有学者认为,"清楚明晰"与"上帝"在身心可分离性论证中存在着冲突:无论作为"全能者"还是"至善者",上帝都难以在身心可分离性论证中与"清楚明晰"的认知恰当协调。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上帝却依然能在可分离性论证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认知角度出发,可以对上帝的功能进行部分说明。

确定性与梯度——富莫尔顿亲历理论的困境

传统内在基础主义于近年的知识论研究中有所复兴。该理论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人类具有确定无疑的认知辩护。富莫尔顿尤其尝试以亲历理论解释确定辩护。可惜,确定辩护会受到来自“梯度”现象的挑战。针对梯度挑战,富莫尔顿曾先后提出“事实性”“典型案例”“语义模糊”三个应对策略。本文将分别考察这三个策略,并指明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