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入选全国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部署,推动我国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国家民委,依托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建设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经评审专家严格初审、复审,业务指导单位现场考察调研并报中央四部委批准,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顺利入选全国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唯一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基地。

云南大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综述

2021年8月27日至28日,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9月7日,云南大学组织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李晨阳研究员,党委常委、副校长段红云研究员,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明教授,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民族政治研究院)黄清吉教授,《思想战线》编辑部蒋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维昌教授等20余名专家学者。各位专家就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深化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理论体系、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高地、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共话学习心得、共议铸牢大计。

中共的自我调适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1935~1940)

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中共内生的自我调适与其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具有“强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即组织发展与观念变革来解释。组织发展维度,中共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阶级革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据此调整二者关系,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全民族的代表者”。观念变革维度,为了顺利开展民族革命,最大程度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共把无产阶级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力图创建一个集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国家”。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不仅使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为全民族代表践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与全国革命的解放进程。

中华民族认同:三维意涵、结构韧性与政治功能

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族群称谓。中华民族认同是指中华儿女对于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的认可、赞同、支持和归属感。中华民族认同蕴含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和心理力量。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三维意涵,具有强大的结构韧性:纵向结构的根基性、内在结构的复合性和横向边界的包容性。中华民族认同具有以结构韧性支撑政治认同,以认同力量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主体意识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功能。

流动与融居: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趋势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观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2与2017年CMDS数据,采用ESDA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迁移意愿从总体上呈现走低的趋势,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向东迁移意愿显著下降,而向西迁移意愿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空间依赖性与地理集聚度逐渐下降,流动范围以省内跨市为主,表明大流动带来的大融居新格局正逐渐形成。究其原因: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配套政策红利、群体社会特性、经济社会融入度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因素是重要的解释变量。经济社会融入与公共服务保障在东西部地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东北部。因之,当前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需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演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适。

“共同体”的书写:滇缅公路文学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因为其重要的地位成为抗战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下,出现了民谣体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游记等滇缅公路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歌颂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将滇缅公路意象化,激励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外敌,追寻中华民族的自由。在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滇缅公路文学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其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书写必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8个城市的社会调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初步探析了影响群体就业质量的相关因素。结果发现:从教育水平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代际、户籍、民族结构方面存在社会分化现象,这决定了群体内部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分布;从外出务工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外出流动趋于长期化、家庭化、定居化,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乡土社会资本获得工作;从就业状况来看,务工、经商的经济性动因是人口外出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非正式就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决定了群体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基于上述分析,政府需要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社会分化,制定差异性与针对性强的保障措施;在关注他们的结构适应问题的同时,还要重视他们的文化适应问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与改善社会资本的方式,推动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正式就业领域。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市民权益保障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需求,有效保障他们的市民权益,是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基于全国8个城市问卷调查的数据,以社会分化为研究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权、消费水平、随迁子女教育、社会和政治参与权、户籍和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租住房屋为主,群体内部消费水平存在差异,随迁子女半数入读公办学校,社会与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有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无限制落户当地城市。结论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由同质性群体转变为内部分化的群体,少数民族在城市居留意愿与落户意愿存在差异。因此,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推行“主动市民化”和“差异性”保障方式,建设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优先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背景下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促成国家和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于是,中华民族的演进,就在经历了古代存在、现代构建两个阶段之后,进入了当代重塑阶段。在这样的当代重塑过程中,中华民族出现了内部结构优化、民族意识提升、整体功能增强和外部形象改善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日益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其他民族尊重的优秀民族。同时,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也将在对民族复兴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国家在场”既是边疆治理的基础,也是维护、彰显边疆的国家属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治理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文化视角与“臣民-文化治理”下中华文化支撑着边疆的“国家在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以统一国民身份体系为国家治理依托的同时,辅之以边民的“民族”身份实施差别治理以加快边疆发展,边疆的国家在场以制度、族际、发展的方式予以体现。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和边疆社会的整体发展,进一步突出了以边民的国民身份为基础的区域治理,凸显了边疆治理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和整体国民内涵。面对“两个大变局”的当下,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取向、以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保障边民的合法权益为基础,通过各族人民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国家在场”的新意蕴。

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于树立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文化多元发展以及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势输出,对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更需要在“怎么讲、谁来讲、讲什么”上做好文章,真正推动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出效果。在怎么讲层面,话语表达上要融合多种话语方式、叙事格局上要注重宏观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传播载体上要开发多载体传播。在谁来讲层面,要优化国家团队、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导和主动作用;要开发跨文化交流国际平台、发挥文化企业的自主和创新作用;要整合自媒体传播、发挥自由传播者的在场感以及海外传播团体和“洋网红”的亲和力。在讲什么层面,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寻求共同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讲好中国革命故事,在情感上达到共情;以共同价值理念为主题树立中国形象,在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以实践为主题讲好中国当下的故事,在时空上达到共在。

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优化——整体性治理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日益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和场域,城市民族工作在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分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新需求、城市社会利益分化的新结构以及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新任务,对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城市政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呈现治理的理念、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现象,这极大影响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效能。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需要大力提升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水平,塑造城市政府以“公共性”和“共同性”为导向的治理理念,建构以“整体性”与“协同性”为目标的治理体制机制,打造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支撑的运行平台。

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时代内涵和施策内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个平衡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经济学命题和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民族学命题,还是一个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命题。从新中国的国家职能变迁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容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存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与之匹配的基础性国家能力,从而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保障各民族成员高度认同国家中的重要功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概念和话语表达,其深远意义和理论贡献在于推进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普遍面临着凝聚国内的民众成为一个整体性民族的变迁过程,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相互交织、彼此渗透构成了演进过程的特殊规定性。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综合性要素分析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理念、社会整合与国家建设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建设提供了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意涵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和认知直接影响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辨识我者与他者、凝聚情感和力量的功能,以及维护统治和巩固政权的政治认同意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人民在近代屈辱中觉醒的民族意识,则蕴含着更大的时空范围、更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共同体理念。它通过激活历史资源唤醒了中华民族对于悲惨处境和奋斗历程的历史记忆,从而在古今历史的对比中强化政治认同;通过挖掘文化资源推动了政治认同客体的迁移,从而在超越民族、宗教、职业、价值观等因素形成的认知分歧中促进政治认同。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激发历史与文化资源,塑造了中华儿女的“我们感”,不仅指明了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的认同机理,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多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安置社区治理研究——以怒江州兰坪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旨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性贫困问题。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成功实施,易地扶贫型安置社区的治理问题随即凸显出来,尤其在多民族地区,多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怒江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既是多民族地区,又属于深度贫困区,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近五分之一的兰坪人进行了易地搬迁,组建了大量的多民族互嵌式安置社区。兰坪县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双向五级”的社区治理模式。在分配新房时,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的抽签方式,确保多民族群众的互嵌式居住;在多维探索社区有效治理时,实行网格化管理,积极发挥社会自治力量的作用,拆除围墙消除邻里纠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注重升旗仪式下的宣传活动以及政治符号在社区中的运用,积极树立社区先进典型。如此,促进了安置社区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经济联系、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以及民族团结等四个方面。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特征。不管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激发、传承过程中,集体记忆都需要依凭多样化的载体得以呈现和传承,其载体主要包括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和传媒型四种类型。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其对内形塑“我者”促进融合,对外区分“他者”实现“划界”;此外,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因此,形塑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需要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展开必要的反省,并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积极发掘和再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积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推行“体化实践”;注重传播、传承及巩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策略、平台及受众导向。

当代中华民族:基本外延与建构面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与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结合中取得国家形式而成为享有国家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意味着中华民族演进为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并开启兼具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为”两种精神品质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历程,从而使得当代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双重政治建构时期。在当代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性地取得最高形式的政治结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基本外延包括共同领土空间、共同族体文化、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政治认同;作为发展共同体,中华民族建构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辅相成,主要面向涉及政治结构的巩固、领土空间的建设、“全民一体”的打造、族体结构的夯实、人口结构的优化、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等方面。

化解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社会风险的民族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经受住各种考验的最大政治优势。风险社会中的国家和民族要有主心骨,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应对各种重大挑战和风险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责任重于泰山。有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形成了全民族“战疫”的强大政治优势,表现出果敢的决断力、快速的反应能力、强大的动员和资源汇集能力、坚定的执行能力;形成全国一盘棋,做到令行禁止,汇聚起抗疫的磅礴力量。这种力量促成强大的工作推进动能,形成在国家治理和风险应对中特有的政治效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应对风险考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所在,是中华民族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