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法学概念笔谈

本刊“实证·数量法学”栏目在上一期刊登了《“实证法学”的概念术语回顾与回归——基于文献的实证法学研究整合路径》。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话题,编辑部诚邀对此领域有研究的学者或相关术语的提出者撰写评论或衍生论文。本期展现的三篇文章异常宝贵,四位作者在极短时间内贡献了精彩且极具深度的评论。白建军教授围绕为什么需要实证研究,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实证法学研究立足于具体、实然问题,号召科学、客观地研究法律世界的实际价值。刘建宏教授和余频博士关注实证研究的原意,以弱化概念差异和消除误解为基本出发点,从历史过程寻找术语背后的共识,围绕理论思维、资料素材、定性或定量方法框架,阐明实证研究对四个方面法学问题的意义。程龙副教授围绕实证法学和人工智能法学在方法论与选题上的联系和差异,以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为前提,论证了人工智能法学的正当性。三篇评论虽然主题各异,但都从方法和问题角度肯定了实证法学的意义,剖析了利用各种资料展开实证研究的价值,回顾和展望了实证法学现在及将来可以及可能取得的成就。

少数民族社区宗教传统与法律意识的个案研究——基于云南省昆明市白邑乡三转弯社区的调查

在对一个典型的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苗族社区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宗教与群众法律意识的关联。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法治建设和法律普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地的宗教传统和民族习惯,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加强传统宗教信仰和现代法治观念之间的协调与通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民间法的变迁与作用——云南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民间法分析

本文的材料是 2 5个调查组关于民间法的调查 ,表现了 2 0世纪 5 0年代以来一个个微观社会 (村寨 )中民间法的产生、运行和变迁的情况。本文要揭示的是这些微观社会中民间法的变迁过程和作用。

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个案研究

本文是对西双版纳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历史、现状、问题的一项总体性研究 ,重在事实之描述而非作者之评论。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概况 ,总结了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的变迁。二、政府与生态环境保护 (一 )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 (二 )地方环保机构的设置 (三 )地方的有关环保立法与执法 (四 )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主要工作 (五 )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直接影响。三、居民与生态环境保护 (一 )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保护(二 )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三 )居民经济状况与生态环境保护 (四 )生存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四。

边疆民族地区法律援助——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省依法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加大了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构筑起以乡镇、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的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在残疾人法律援助、农民工法律援助、老年人法律援助和为毒品死刑犯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均表现出其特征。但云南省法律援助工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只有保证政府经费的投入,重新定位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扩充法律服务资源,完善经费管理机制,加强对有关人员的培训,建立起对援助案件的检查、投诉和监督制度和完善其他有关制度,才能进一步做好云南省的法律援助工作。

非法移民对人口安全、国家认同的影响——基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调查

非法移民给其输入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人口安全及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未能得到学界足够重视。非法移民对人口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无序增长、人口素质下降两个方面。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非法移民,以同一跨境民族的非法通婚类型为主,他们对本民族具有的民族认同感是促成非法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制约、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对国家认同感的淡化、模糊并非由于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而往往来源于非法移民及其家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某些不满。

我国外来非法移民成因探析——基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考察

掌握我国外来非法移民的形成原因,是对其进行治理的前提条件。推拉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及工资收入的差异性在非法移民成因中的作用,但无法解释来自云南周边国家的非法移民选择相对落后的边境民族地区的现象;移民网络及移民系统理论认为,这种选择是基于某些"纽带"或"移民链"而形成。但现实是非法移民的选择还离不开移民对移民成本及风险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当合法移民难以实现时,非法移民成为最终的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元明清时期的基层组织与国家法适用研究——以云南民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元明清时期,是封建中央对云南民族地区治理较为成功的时期。在其所采取的各项治理措施中,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改置与重构,导致国家法律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加强和深入。国家法的广泛适用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革互相影响、相互促进,推进了封建国家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少数民族传统美德与民族地区民主法制建设——以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作者通过对云南省通海县蒙古族传统伦理文化的调查，认为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中的精华部分，也应属于社会主义道德的范畴，它不仅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应该与法律相辅相成，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律保护刍议

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价，依法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已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作者就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律保护现况，存在问题，如何加强立法、执法，如何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

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和云南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的加强,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加强,云南与内地各方面差距减少。

云南跨境洗钱犯罪现状及对策研究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是我国重要的西南门户和对外开放的通道和前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各种跨境犯罪也与日俱增。洗钱犯罪作为多种经济犯罪的下游犯罪,在云南边疆地区呈不断上升的态势,且多以跨境形式出现。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对云南跨境洗钱犯罪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其特点提出相关对策。

国家制度边缘地带的社会控制——读罗刚的《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非法移民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河口瑶族自治县为例》

在法社会学所研究的诸多社会问题中，社会控制问题始终占有重要且特殊的位置。尽管学者们对社会控制的理解不同，但是它始终与人、行为、社会制度与秩序等主题词密切联系，而对上述主题词相互关系及相关性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就构成了有关社会控制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

关于云南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思考

云南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多5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云南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的加入,云南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滞后的一面也摆在了我们面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云南走向世界的条件之一。

近代以来云南藏区社会组织制度变迁

近代以来云南藏区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对这种变迁与社会秩序形成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总结不同时期的得失,对我们现在建设法治云南、和谐云南、和谐边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土官的犯罪行为为起点;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刑法逐步越过土官及其刑事管辖权直接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终极形态上与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云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实践形态,表现出一种二元化的特征。

论构建云南生物资源知识产权获取和分享机制

制定适应经济和时代发展的地区性知识产权战略是云南省发展生物产业,打造绿色经济大省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生物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问题。本文探讨了生物资源知识产权制度与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紧密关系,并根据国际经验和做法,结合云南实际,探索了云南构建生物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的方案及措施。

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建设研究--以10个县志为中心

民国时期云南县级地方基层司法出现全面转型。云南基层司法转型由于受到独特的历史、民族、文化、人才等因素影响,体现出显著的变通、过渡特征。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设立过渡司法机关--司法公署、司法处等成为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机构设置上的基本特点。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在案件分类上引入民事、刑事、人事及非讼等,专业司法人才在基层司法中的出现,让云南基层司法出现现代化。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在转型上由法律人才和财政经费不足、传统胥吏幕友存在、诉讼陋规杂费繁多、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等原因,让基层司法无法有效建立并运行。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既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现象,也有全国基层司法转型中常有的问题。

近代中国宪政缩影——辛亥百年解读云南护国运动

1908年清末立宪至今,中国宪政已有百年历史。宪政从西方传来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反帝救亡成为当时的主旋律。宪政之于近代中国也因此被赋予了双重目标,即追求民主政治与追求民族独立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且后者优于前者。近代宪政不可避免地被当作功利性的手段,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却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