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法治评价的初步尝试——2009年“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通过评述既有法治指标评价模式,描述《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构成,解释指标选择的过程和方法、指标选择原则、指标体系的使用方法,对2009年《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进行全面阐释和介绍。

中国殡葬法制的意外后果

我国的殡葬法制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节约土地的制度目标,反而产生了公墓危机以及"二次土葬""缴费土葬"等大量越轨行为。这些法制的意外后果源于习俗和国家对丧葬的双重社会控制之间未能有效调适以及殡葬管理、执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何完善法制、克服法制的意外后果,一是需要采取经验性的研究进路关注法律实施过程和后果,二是引入社会科学克服法学及立法领域的智识"孤岛"。法制改革的起点在于对对象的实质性认知,其限度在于对法制后果的把握。要完善殡葬法制,必须对民众的生活、世界观等有所理解,基于对制度实施者、民众的行为及其逻辑、后果的实质性把握,寻求法制与习俗的契合可能。

资源依赖与保护性执法:基于基层土地执法机构运作的解释

执法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其中,作为中国国家构建土地利用秩序的重要机制,基层土地执法除了经由土地行政体制结构,以及基层社会的复杂环境制约,而呈现出执法效果难有稳定预期的主要特征之外,就执法存续与运转的基本前提来说,资源依赖是理解基层土地执法逻辑的关键进路。在执法的功能需求与资源供给脱节的前提下,对应于消除不同违法类型的过程需求,基层土地执法对于属地政府等组织的资源依赖被完全激活,替代性资源进入执法过程。由此,着眼于稳定获取资源的预期,保护性执法生成。不同于强调执法保护了相对方利益的解释进路,"保护性执法"这一解释类型强调执法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以执法作为能动主体的资源需求及自我保护为出发点,来解释法律实施中的规则—行动之关系。而作为一类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制度设计中的资源供给与制度实施需求互不匹配,那么,通过执法来保障法律实施的稳定性、独立性、实效性将难以实现,并对法治政府建设构成制约。

不信任背景下的权利意识生长

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因风险产生焦虑是反对石化项目的最初动因,借助法律和新媒体展开法律动员则推动了反对行动的开启、议题升级。此一过程中,权利意识是民众能动性的重要基础,知情、环境、表达、参与四种核心的权利意识获得了传播、生长和重构。地方政府实施的不当社会控制则挫伤了民众的权利感,继而导致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发生流失。该事件表明法律作为一种"结构"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同时又作为一种"资源"被行动者所借助。也因此,法律作为建构社会的要素具有开放性,其实践后果有多种可能。而地方政府的信任流失与法律的不完备、政府责任缺位有关,政府的合法性和信任需要在不断完成其对公民的责任、兑现其承诺中才能持续实现再生产。政府合法性和信任基础的再生产必须依靠可以信赖的法制。

我国政策指向型行政争议处理的路径——兼论美国公法诉讼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机关最主要的角色被设定为执行法律和政策,但这并非行政机关职能的全部。为了执行法律或上级政策以及行使宪法或组织法授予行政管理职能,行政机关还在不断制定政策、调整政策,以及在法律或政策实施活动中进行各种政策性决策。日本学者松下圭一就曾指出,"所谓行政,不再是目前为止错误理解的‘法的执行’。

建国初期土改的法律人类学考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建国之初,国家经由土改实施了有效的社会基础结构重构,回应了国家治理中的合法性需求,并为随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变革创造了观念意识条件。这其中,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土改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结构与秩序重构,乃至于民族认同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从土地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来看,回溯建国初期土改中的国家治理逻辑,是理解当前国家土地制度的前提。

国家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探析

对中国而言,土地问题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其中,围绕土地管控所进行的国家筹集资源能力建设一直贯穿其间,并经历了诸次调整与重构。与此同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亦进行着互动。作为国家土地管控基本制度之一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成与展开的,该制度的形成过程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缩影与折射,而该制度实施中所呈现出来的乏力,亦是国家权力基础转变,以及相应的国家能力建设模式转向之集中体现。

监控:基层土地执法的功用

将基层土地执法的功用预设定位于“消除违法”并不完整。结合理论支撑和执法实践来看,监控是基层土地执法的主要功用预设之一,与“消除违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保障法律实施以建构国家土地利用秩序的角度来说,作为执法内核的监控,根本上体现的是国家发现问题的能力,有助于信息的探查、储备与传递,能够为基层执法的有效实施提供行动依据,并对潜在的违法形成震慑与防控,进而,降低执法实施的成本与负荷,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对于官僚体系的监督需求。因此,这一补正有助于我们更为完整地理解、分析基层土地执法实践中的组织结构设计、资源配置、运行条件之需求,完善基层执法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