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视角下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从少数民族干部的主体视角出发,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运用常人方法论,从主体行为的权宜性、索引性、情景性、反身性四个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何以成功。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既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也是少数民族干部在成为干部、干部成长、干部传承过程中的主动选择、真诚体悟与积极作为。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研究——基于云南省五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将"能力"作为文化适应的一个研究范畴,与"态度"、"策略"、"模式"一同构成教育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的四维研究路向。通过问卷调查,运用教育统计方法,结合民族学/人类学文化适应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学校、生源地、性别、专业、年级、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其中学校和民族分别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最显著和最不明显的因素;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未呈现出随年级的增加而随之提高的趋势;民族院校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普遍低于其他高校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与学校生活满意度正性相关。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历史书写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以云南佤族为例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边疆整合及族际互动的结果。历史书写是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整合的主要文化形式。在这种国家文化主义影响下,王朝国家构建完备的历史书写范式,持续不断地进行典范历史书写,确保体现王朝国家历史意识的历史书写能有续、持久地实现由上而下的文化构建。这也是边疆少数民族能由下而上构建起回应的前提和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则通过复刻传说神话等争取中国身份的行动形成回应。在这两者互构的基础上,作为王朝国家历史书写对象的边疆少数民族不再是个无关的认知者,王朝国家的历史意识成为两者共同构建的文化想象,形成共同的历史认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得以增强。论文论证了国家与边疆民族两者历史叙述的互构在边疆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中的作用,以寻求理解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途径。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直补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以云南为例

从云南的情况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实施农业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内地农村有明显差异:种粮补贴对粮食增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明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机补贴多用于改善山区农村交通状况,而非政策目标所指向的提高机耕作业率;退耕还林补贴效果显著,并非由于退耕还林补贴的发放,而是林权制度的明晰化和规范化。由此我们认识到,应充分考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以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述论

民族思想是人类对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民族思想史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国民族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是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智慧表达。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研究中国民族思想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文科建设与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中心的讨论

学科分化与细化提升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效率,但也出现学科边界固化和僵化、师生的视野窄化和知识结构碎片化、学术资源的高效配置受限和知识生产的创新性突破不够等问题。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信度、效度,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有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三种模式。作为以经验研究为基本知识生产模式的学科,人类学新文科建设必须围绕提升信息收集能力、文化理解能力、理论概化能力进行设计。当务之急是在社会科学中推广“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推动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以对云南迪庆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凝聚最广泛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统一战线将云南迪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纳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强大整合力量与智慧支持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背景下,对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有积极的意义。

借鉴、继承与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南北传统与西南民族史研究再思考

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北重南轻”“北多南少”的特点。这固然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多寡有关,但民族史研究的知识生产也与对多民族语言文献挖掘的广度与深度、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及不同学术思想的激荡紧密相关。比较、总结和借鉴南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一些可能性。既要批判性地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扩大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又要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培养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并加强多语种文献材料的利用,这是西南民族史突破的重要一环。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

对云南 2 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表明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但发展不平衡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 ,各层次村寨有不同的经济特点 ;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第一产业 (农业 )向多元产业发展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也存在总体经济水平低下 ,产业结构单一 ,基础薄弱 ,经济活动与市场联系度低 ,信息传递和吸收迟滞等问题 ,制约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发展。因此 ,应通过以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大企业为依托 ,调整少数民族村寨农业生产结构 ;发展民族特色经济 ,将资源特色转化为经济特色 ;加强村寨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 ,促进村民传统观念意识改变等方式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云南旅游业的大举拓展,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以此为契机,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跻身于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有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积极意义,对于少数民族妇女自身的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现状及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生产力获得了释放 ,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状况 ;村寨具有生产经营条件差 ,经济发展不平衡 ,经济活动有民族特色 ,产业结构具有初级多元化的特点 ;村寨经济发展中存在技术落后 ,生产未形成规模经济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业发展不足 ,市场观念淡薄等问题 ;应通过生产结构调整 ,发展特色产业 。

人化自然与家园建构:云南一个多民族移民村生态振兴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反映了自然环境与社会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通过人化自然创造“绿水青山”进而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过程既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诠释了生态文明的完整内涵。原本不适宜人居住的云南省元阳县南沙镇呼山村,在政府和多民族移民久久为功的共同努力下,攻克重重困难,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绿水青山”,实现乡村自然生态振兴,又在生活实践和治理实践中建设和美家园,促成乡村人文生态振兴。这一家园建构目标的达成,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云南特困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变迁相关因素分析

教育的正规化与文化场的转换客观上形成文化传承的中断与新文化选择机制的形成,在其作用下主流文化对传统精神文化的替代趋向日愈明显;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必然引发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特困民族的家庭形式通过对血缘性的影响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变迁产生影响;作为文化载体的人随着双向流动的加强,形成文化变迁的直接动因。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形成较大的变迁。

立维护民族团结之德,树促进民族团结之才——新时代云南大学民族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中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依托地缘优势,在专业定位、制度构建、平台搭建、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实践等方面持续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科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严峻挑战,我们需要不断自我优化,直面错综复杂的局面,构建新时代的民族学专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