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研究——基于云南省五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将"能力"作为文化适应的一个研究范畴,与"态度"、"策略"、"模式"一同构成教育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的四维研究路向。通过问卷调查,运用教育统计方法,结合民族学/人类学文化适应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学校、生源地、性别、专业、年级、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其中学校和民族分别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最显著和最不明显的因素;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未呈现出随年级的增加而随之提高的趋势;民族院校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普遍低于其他高校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与学校生活满意度正性相关。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地方力量与国家认同——以昆明自开商埠博弈为个案

晚清昆明自开商埠是由云南地方绅商倡导、地方官员主导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行动。这一行动开始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法国干涉下最终却以云南一方极力维持“不开放”而不了了之。通过对昆明自开商埠中云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国三方博弈的具体呈现,探讨了以地方官员、文化精英和商界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边疆危机中的积极行动。地方极力争取昆明自开商埠的诉求,并非为争取地方利益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西南边疆地方力量的崛起,表面上看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冲击--反应”的结果,实质上这股力量早已蕴含于边疆社会之中,它源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根植于边疆社会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之中,在晚清边疆危机中通过昆明自开商埠的博弈得以彰显。这一集体行动背后,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发展结果,早已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政治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

历史书写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以云南佤族为例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边疆整合及族际互动的结果。历史书写是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整合的主要文化形式。在这种国家文化主义影响下,王朝国家构建完备的历史书写范式,持续不断地进行典范历史书写,确保体现王朝国家历史意识的历史书写能有续、持久地实现由上而下的文化构建。这也是边疆少数民族能由下而上构建起回应的前提和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则通过复刻传说神话等争取中国身份的行动形成回应。在这两者互构的基础上,作为王朝国家历史书写对象的边疆少数民族不再是个无关的认知者,王朝国家的历史意识成为两者共同构建的文化想象,形成共同的历史认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得以增强。论文论证了国家与边疆民族两者历史叙述的互构在边疆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中的作用,以寻求理解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途径。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及其对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民族国情就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影响和制约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一统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某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故意忽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立性,罔顾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追求的事实,罔顾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家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和使用儒家文化进行政权建设的事实,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性质的否定。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研究,以澄清这部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错误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直补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以云南为例

从云南的情况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实施农业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内地农村有明显差异:种粮补贴对粮食增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明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机补贴多用于改善山区农村交通状况,而非政策目标所指向的提高机耕作业率;退耕还林补贴效果显著,并非由于退耕还林补贴的发放,而是林权制度的明晰化和规范化。由此我们认识到,应充分考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以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以对云南迪庆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凝聚最广泛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统一战线将云南迪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纳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强大整合力量与智慧支持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背景下,对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有积极的意义。

人化自然与家园建构:云南一个多民族移民村生态振兴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反映了自然环境与社会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通过人化自然创造“绿水青山”进而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过程既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诠释了生态文明的完整内涵。原本不适宜人居住的云南省元阳县南沙镇呼山村,在政府和多民族移民久久为功的共同努力下,攻克重重困难,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绿水青山”,实现乡村自然生态振兴,又在生活实践和治理实践中建设和美家园,促成乡村人文生态振兴。这一家园建构目标的达成,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多民族交融叙事:早期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审美自觉与历史绵延(1930~1948)

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逐渐从“族别研究范式”转向“族际研究范式”以及“多元一体”研究范式等并存的格局。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研究依旧停留在“族别研究范式”之下,其研究范式亟待更新。本文便以早期民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运用“族际研究范式”和“多元一体研究范式”对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进行史论分析。因为这一时期的电影正是通过讲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并在此过程中裹挟、孕育着少数民族的叙事元素,这由此形塑了早期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民族为书写对象的艺术表征与文化风貌,也即多民族交融叙事。这不仅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论证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族际研究范式”和“多元一体研究范式”上的亲缘性,促成其研究范式的转向,也从实证的角度揭示出少数民族电影史在多民族交融及民族共同体建构上的价值贡献与时代意义,促使其融汇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流。

高校博物馆典藏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织品的人类学分析

我国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泰雅人具有极高的织布工艺,一直被视为中国台湾少数民族中最杰出者。传统泰雅人织布材料仅为苎麻,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因外界新材料的引入,泰雅人的织布工艺与织品形式产生极大变化,无论材质、色彩、纺织技法乃至衣饰的形式,都极为丰富多元。台湾地区光复后,若干少数民族文物被运至祖国内地,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以各种方式流转至相关高校典藏。本文通过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藏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泰雅人织品藏品的定性分析,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对于20世纪前期泰雅人衣饰,就其物件工艺、文化意义与社会脉络提出初步的人类学分析。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

对云南 2 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表明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但发展不平衡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 ,各层次村寨有不同的经济特点 ;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第一产业 (农业 )向多元产业发展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也存在总体经济水平低下 ,产业结构单一 ,基础薄弱 ,经济活动与市场联系度低 ,信息传递和吸收迟滞等问题 ,制约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发展。因此 ,应通过以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大企业为依托 ,调整少数民族村寨农业生产结构 ;发展民族特色经济 ,将资源特色转化为经济特色 ;加强村寨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 ,促进村民传统观念意识改变等方式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云南旅游业的大举拓展,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以此为契机,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跻身于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有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积极意义,对于少数民族妇女自身的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现状及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生产力获得了释放 ,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状况 ;村寨具有生产经营条件差 ,经济发展不平衡 ,经济活动有民族特色 ,产业结构具有初级多元化的特点 ;村寨经济发展中存在技术落后 ,生产未形成规模经济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业发展不足 ,市场观念淡薄等问题 ;应通过生产结构调整 ,发展特色产业 。

云南特困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变迁相关因素分析

教育的正规化与文化场的转换客观上形成文化传承的中断与新文化选择机制的形成,在其作用下主流文化对传统精神文化的替代趋向日愈明显;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必然引发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特困民族的家庭形式通过对血缘性的影响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变迁产生影响;作为文化载体的人随着双向流动的加强,形成文化变迁的直接动因。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形成较大的变迁。

立维护民族团结之德,树促进民族团结之才——新时代云南大学民族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中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依托地缘优势,在专业定位、制度构建、平台搭建、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实践等方面持续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科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严峻挑战,我们需要不断自我优化,直面错综复杂的局面,构建新时代的民族学专业体系。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禁忌

作者以女性禁忌的具体实例为依据分析了具有负面价值的女性禁忌的文化意义,指出其实质是社会性别论在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折射与再现,其象征着男性的尊贵与女性的卑贱,是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在现实中的反映,并对女性禁忌与妇女的发展以及如何改革女性禁忌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云南少数民族与照叶树林——地域、民族、文化

照叶树林文化论是日本学术界19世纪60年代以来提出的一个重要学说,旨在探讨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云南位于照叶树林带的中心地域,云南少数民族与照叶树林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地域、民族、文化三个层面。

少数民族村寨新兴生计衰变的人类学解读——以云南省一个苗族村寨的烟草种植为例

云南省芭蕉箐苗族村烟草种植新兴生计急速的、由盛而衰的遭遇个案研究,认为其直接缘由包括基础性资源限制、技术难以掌握、与传统生计和生活方式相冲突,以及交易过程的障碍等。而其社会根源,则在于烟草种植会因土地、技术知识、交换网络等的垄断,从而衍生传统均质社会中并不显著的、不合理的新兴权力关系,由此导致村民们放弃烟草种植,以此作为一种抵抗。

新农村建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变化的经济学观察——云南省景东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分析

云南省景东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新农村建设以来,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促进了少数民族村民生活便利化和丰富化,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缺乏导致山区农户生产生活成本高的现状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人际网络少,知识、技能缺乏和适应性弱等诸多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十分困难,从而抑制了农户靠劳动力转移改变生存困境的努力。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贫困是抑制型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应以消除抑制型贫困为重心进行政策设计。

多元宗教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婚姻——以云南贡山怒族为例

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背景下,贡山怒族(阿怒)的婚姻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一方面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不同程度地承袭着传统婚姻的结构和内容,同时又表现出其各自宗教信仰的特点;在多种不同宗教信徒之间,婚姻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文化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另一方面则是人们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调整家庭事务等方式所进行的社会文化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