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分野——基于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尚未达成真正一致的理解。在中国人类学史上,1928年史禄国主持的云南调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事件。当下之学界对史禄国的认识尚模糊,对其“云南调查事件”的判断亦属苛刻有余、难称公允,且没有根据史禄国本人研究脉络和当时国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认识来加以“理解式的同情”。其背后反映了学人之间学术纷争以及学科理解上的分野,由此也可一探当时人类学范式的多重叠加。对于史禄国在滇之成绩的不同评价,体现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和其他学人对于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傅斯年重在人类学,而顾颉刚偏重民俗学;在评价标准上,傅斯年是明白体质测量的意义的,而顾颉刚等依然坚持文字式的研究报告。史禄国、杨成志的云南调查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范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极佳窗口。

多物种民族志的关键词与研究理念

随着近期几部重要的多物种民族志作品的出现,动物、植物、真菌以及微生物在最近的人类学民族志中悄然成为了书写的对象,并被推到了学术前沿。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中的编织、缠绕、多声道等关键词从不同的角度塑造着多物种民族志的品味与气质。面对“人类世”中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区隔,多物种民族志希望重塑人与物种的关系。多物种民族志因其独特的视角与理念对以人类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反思的思想利器,跨越了人类/非人类的二元对立思维,消弭了人与自然的边界。在多物种民族志的视域中,所有的物种共同型塑着一个生活的世界。作为近些年人类学和相关学科最具有生命力的议题,多物种民族志为人类学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多物种民族志也让一些被忽略的主题和边缘的对象走上前台,让人类学这门学科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谷物、定居农业与人类早期国家——詹姆斯·斯科特农业研究的学术进路与思想关怀

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农业、农民及农业社会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确立起“农民的视角”,《弱者的武器》开启了农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国家的视角》则批评了“极端现代农业”中对农民和农田的清晰化、简单化与标准化规训。《逃避统治的艺术》认为佐米亚山地民族主要采取的是刀耕火种、采集狩猎和块根作物等多样、灵活的生计方式,这有效地阻止了早期国家的税收和控制。新近的《反谷》探讨了农业与人类早期国家的关联,质疑了农业、定居和早期国家演进的单一线性历史。斯科特的理论亦难免存在单一视角、浪漫化想象、简化论证结构等缺憾。然而在研究理念与立场上,斯科特整个农业研究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其特点包括:草根底层视角、农民本位、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对弱者的体恤和对失语者的关怀,这体现出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

1934-1936年凌纯声、陶云逵等云南调查探析

1934-1936年以凌纯声、陶云逵为主的云南调查,是依托学术机构对云南全省展开的第一次全方位和大范围的“地毯式”调查,为当时的滇缅边界勘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调查属于综合性调查,涵盖体质测量、历史文献搜集、神话故事整理、口头传说记录、图片摄影等诸多方面,涉及生活习俗、体质、语言、宗教等多种主题。调查收集的实物与民间传说材料,以及学者们依托调查形成的丰厚研究成果,为西南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

跨越物种边界的生命共同体——多物种民族志的书写呈现与学术意义

在“人类世”中,人类已成为整个生物圈物种中对地球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力量,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区隔也日益加深,多物种民族志是在“人类世”中书写并理解世界。人类学的“本体论”正是多物种民族志的理论基础,多物种是本体论的表征,本体论与整体论奠定了多物种对话与互视的可能性。论文从近些年来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概念入手,结合近些年人类学界热议的“本体论转向”,以近期几部重要的多物种民族志作品为例,试图对其书写对象、叙事手段进行阐述并提炼多物种民族志的重要学术意义。多物种民族志的理念提醒我们面对自然万物,当以体恤之心看待,以谦卑之心尊重。唯此,人类建立一个跨越物种边界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乃至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才真正成为可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在1993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一文,其中追忆了一段自己与顾先生的往事,描述的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关于此次民族问题的论争,学界大多认为顾颉刚、傅斯年与费孝通、吴文藻分属两个阵营。笔者在翻阅12卷本《顾颉刚日记》时,偶然在1932年冬至这天的日记中发现寒寒数语“归,宴客,至十时许客散……今晚同席:费孝通……”笔者旋即意识到这大概应是二人最早的交往记录!照此说来,在1939年之时,顾费二人是已有多年交往基础的“旧年故交”了。本文试图重建顾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