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与地方建设: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人对云南经济开发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如何建设云南以满足国家抗战建国的战略需要,成为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西南联大学人开展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关于云南经济开发的建议。他们认为云南经济建设应该以服务国家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遵守一定的原则;工业化是云南经济建设的唯一方针;应该走出一条全面经济建设和特色资源开发的发展之路。从这些建言中,可以窥见西南联大学人学术救国的抱负,亦可见西南联大服务云南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面。

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品质及其现代意义

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众多杰出人才,而此与其推行的通识教育密不可分。西南联大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既具有战时大学的普遍特点,也有自身的特质。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对于当前人才强国战略中的高校人才培养实践,在强化内涵发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是如何实现的——以西南联大教授会为中心

西南联大"翻版"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制度,但又在特殊的时空中留下了不平凡的轨迹。作为教授治校的经典案例之一,对当前大学教授组织参与学校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西南联大教授会人员组成、职权、议事规则等,一方面探析西南联大继承清华教授会传统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史料,以个案凸显全局的方式,阐述西南联大教授会在"战时须作平时看"背景之下发挥在学校事务决策作用中的努力与作为。最后,结合实际,回望历史,就西南联大教授会在我国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做一些思考。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评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是西南联大精神的化身 ,其碑文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美学价值。若要认识西南联大 ,最好从该碑文入手。但今人已难读懂该碑文了 ,有鉴于此 ,文章对碑文作了注释和评析。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第三届“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现代史学会、《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云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开幕式于10月31日上午举行,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宗立主持,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饶卫、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柳建辉、《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致辞。

战时中国知识精英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因此,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推进,战后如何处置日本这一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思考。荟集着大批知识精英的昆明地区的学术、教育、舆论界,站在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战后处置日本的原则、民间赔偿、领土回收、改造日本政体等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意见。梳理70年前的这段历史,既可再现当年中国知识精英在重建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主要见解,亦有助于了解他们为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