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

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了彻底的驳斥:首先,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以及在其中构建的正义原则不能证明正义之首要性;其次,罗尔斯对正义环境的论述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再次,罗尔斯的契约式论证亦不能证明正义的首要性。在此基础上,桑德尔指出:正义不可能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内在于善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论是桑德尔还是罗尔斯,其正义理论都是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

批判城市研究的新视角:导论

美刊《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2012年第1期刊登了一组以“批判城市研究”为主题的文章。本文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马克·戈特德伊纳（MarkGottdiener）为该专栏文章撰写的导论。他指出，该专栏中的这几篇文章因为都应用了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的观点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不再局限于对英美大都市的案例研究，从而有利于纠正城市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不平衡。

韩国的政治犬儒主义：是经济因素还是价值导向因素？

关刊《亚洲事务》2002年第1期（第29卷）刊登了德州理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爱丽（Aie—RieLee）与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分校商业管理学院教授杨·U．格拉苏勒（Yong U．Glasure）合作撰写的文章《韩国的政治犬儒主义：是经济因素还是价值导向因素？》。该文旨在解释在韩国发生的、过程长达10年的对政府和主要机构失去信心的根本原因。

社会资本的成因及后果在个人层面的证据

《美国政治学杂志》1997年第3期（第41卷）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布雷姆（JohnBrehm）与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温迪·拉恩（WendyRahn）合写的题为《社会资本的成因及后果在个人层面的证据》的文章。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资本是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合作关系促进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尽管参与共同体与对他人的信任之间的互反关系一般被理解为是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互反关系证明了社会资本在个人行为和态度中的存在。

从“四个迫切需要”把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开宗明义指出,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从思想武装、党的建设、执政根基、奋斗实践四个维度彰显了开展主题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开展好主题教育指明了方向。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六个“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传承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实施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紧贴广大人民群众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热切期盼,积极回应全球绿色发展、资源环境保护、人民美好需求、治国理政能力提升等时代之问,深刻反思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深入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创新破解经济发展的难题，及时总结绿色发展的经验，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亚洲的相对收入和幸福感: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全国性调查证据

文章旨在研究与美国相比,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主要亚洲国家中,相对收入对所感知到的幸福感的影响,该研究建立在这些国家可比较的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之上。与以前西方国家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在亚洲国家,个人收入和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之间的比较与个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在中国,个人的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比家庭的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更明显,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则相反。甚至在控制了对家庭收入的主观评价或个人在社会整体中的阶级身份这些因素后,参照群体内部的收入比较对于评价幸福感仍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用家庭收入进行比较时。此外,由伊特扎基指数来衡量的参照群体内的相对剥夺与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为相对收入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中美共治”的幻象--为什么中美两国提升关系的时机还未成熟？

美刊《外交事务》2009年5／6月号发表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纳米（Elizabeth C．Economy）和中国问题研究高级研究员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题为《“中关共治”的幻象——为什么中美两国提升关系的时机还未成熟？》的文章。作者分析了过早提升中关关系将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且指出：最近风行的G－2即“中关共治”的说法与倡议是不成熟的。中关之间尚存在着各种实质性的问题，如两国间不一致的利益、价值观和能力等，因此单纯靠提升两国的双边关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应该寻求世界更多国家的帮助以使中国调整，另外也应提升中关对话的级别，让中国更高级别领导人负责中美谈判。文章内容如下。

长征：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本文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不仅受到了亚洲新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而且从中也能看到先前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影子。文章分析了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的相似之处,并试图解释匈牙利走向失败而中国获得成功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急速转型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过程与结果方面都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通过比较分析指出,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是导致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而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发展型国家模式,这使它们的经济迎头赶上了最发达的经济强国。

一党执政政权内的问责与不平等--中国与越南的比较分析

本文是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雷影娜·阿布拉米（Regina Abrami）、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埃德蒙德·马累斯基（Edmund Malesky）和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郑宇（音译）合写的文章。文章通过比较研究中国与越南在相关政治制度与不平等水平方面的差异指出，在一党执政的政权里，问责水平与不平等的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文章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