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多元属性和流动特征--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边疆视角”

空间结构应是用以探讨西南疆域社会及其关系格局演变的叙事单位。首先,地理生态环境的非均质性与多样性,对西南边疆社会文化面貌及疆域空间的形成起到了形塑作用;其次,历史上不同人群的长期活动,构成了西南疆域内部和外部不同层次的"中心-边缘"关系及其互动;再次,西南疆域空间稳定性和流动性的两个面向,反映了西南疆域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动态变化特点。空间结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弥补了传统开发治理史单向度"线性历史"叙事模式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可以从中获得有关该区域历史发展变迁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凸显出以环境、族群和疆域空间为主题的"复线历史"的叙述特征。此外,这一研究取向还有助于把讨论的议题进一步延伸到西南边疆地区如何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问题上来,进而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叙述框架,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问题,提供一种"边疆视角"和阐释路径。

清末十年云南省民变研究

清末十年间云南省共发生民变30起,清政府的涸泽而渔、教会的压迫日深、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民众的狭隘见识等合力导致民变的频发;就其斗争目标而言,抗捐抗税高居首位、反洋教斗争次之、反新政斗争迭起,清政府对民变采取了以剿为主、安抚群众、惩罚地方官和士绅等多种应对措施。

民族走廊研究的区域方法论以西南边疆为中心的考察

既往关于民族走廊的研究多倾向于对走廊概念、范围的界定,以及各民族构成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发掘利用等方面,这使得“线性通道”或“线性空间”的研究取向具有统摄地位。针对这一不足,尝试提出民族走廊研究的区域方法论,主张从西南边疆民族走廊的地理、文化空间出发,建立起与更大区域范围的关联性,通过走廊、通道连接的网络体系,呈现出区域“内外”“上下”的关系结构和历史脉络。在研究中,既要关注西南边疆走廊、通道内部少数民族群体之间互动演进的历史,同时也要把国家力量、汉族移民、汉文化传播等之前被忽略的内容纳入其中,才能突破相对局限的“民族叙事”模式,把研究视野提升到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近代滇西乡规民约碑刻中的德治思想研究

近代滇西乡规民约碑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时代变迁下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文化,也反映了近代滇西地区的乡村治理理念。本文通过对近代滇西乡规民约碑刻中所反映的德治思想的研究,探析其在近代滇西地区中对个人道德、社会安定以及乡村和谐发展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探究其中对于新时代下乡村治理建设的借鉴作用,发扬时代精神。

场域视野下的双江县傣族佛寺信仰体系变迁研究

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结合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对双江县佛寺信仰体系变迁进行解析。佛寺信仰体系的变迁不仅仅是不同信仰元素的叠加或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在外部刺激下处于不同位置上的确定角色与模糊角色之间冲突与调适所构成的内在动力机制使然。进一步说,这种冲突与调适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宗教信仰领域的呈现。

地方节日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表征——以广南壮族皇姑节为例

皇姑信仰及其皇姑节是云南文山广南壮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和地方节日,其崇拜和祭祀的对象皇姑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胞妹安化郡主。当地壮族群众通过每年举行隆重的接皇姑仪式活动,以实现祈求皇姑庇护壮族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谐安宁的美好愿景。近年来,政府主导下的皇姑节"非遗化"传承和仪式展演,成为民族文化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和表征其集体记忆的文化实践。皇姑信仰及其皇姑节不仅承载着广南壮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蕴含着广南壮族追求平安幸福的心理诉求,而且还强化着广南壮族的地方认同,在壮族地方社会中具有多重文化意蕴与社会功能,对传承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梁河设治局禁烟政策研究

1935年云南省颁布《云南省禁烟实施办法纲要》,全面厉行禁烟计划。梁河地区作为实施禁烟政策一个区域,按照要求开展了以禁种罂粟为核心并辅之以禁运和禁吸食鸦片的禁烟工作。但梁河禁止种植罂粟行为引起当地百姓不满,引发多起抗铲事件,禁烟工作难以继续。对此,梁河设治局通过采取鼓励种植茶树以解决百姓生计、达到代替罂粟种植目的等渐进方式来解决抗铲问题,从而缓和了与当地百姓矛盾,实现了禁烟计划。梁河地区的禁烟方法在滇西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民国时期云南禁烟政策下的一个成功案例。

大理地区近代教育碑刻研究

大理地区拥有丰富碑刻,其中许多与近代教育相关。这些碑刻内容丰富,详细介绍了近代大理教育场所修建的原因、办学的规模及撰文者的美好期许等,反映出大理地区重视教育、深入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仍保留本民族特色。大理地区能够形成独特民族教育的原因在于政府大力推崇教化、中原文化的影响、民众捐建教育场所及多名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教育。从近代大理教育碑刻可知,教育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融合、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积极作用。

“国家化”进程与史志书写:清至民国时期的威宁史志书写演变考察

清初期的“改土归流”是西南地区“国家化”的重大进展,象征国家正统的汉文史志书写制式渐次覆盖威宁的“彝式”表达传统。清中期,威宁史志文献的编纂逐渐系统化,形成圈层般的地方史志叙述阶序。民国时期,“国家化”尚未全面深入西南乡村地区,威宁官员纂写的史志文本变异成推行政务的参考资料;由底层士人纂修的方志文献则呈现出矛盾形态,内容、架构和理念上既有守旧,也有革新。总之,不同“国家化”进程时期,史志文本的书写目的、架构安排和主题倾向亦因应变化。

明清徽州大姓的婚配状况和族姓关系——以休宁茗洲吴氏为例

明清时期,徽州大姓对族人的婚姻甚为重视。茗洲吴氏作为大姓宗族,其婚配状况及族姓关系颇具参考价值。文章通过对茗洲吴氏内部婚配状况及外部族姓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该族联姻范围甚广,于数量上涉及郡望诸姓,且联姻族姓较为集中,于地域上不限于徽州。在族姓关系方面,该族以婚姻为基础,同姻亲之族合资经商,在先祖坟茔被侵占事件中与诸吴支派加以统合,重建了吴氏联盟。这表明婚姻维系了徽州的“宗族社会”关系,加强了徽州大姓之间的联结。

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徽州人与“龙文化”

“龙文化”在徽州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传说方面,“龙”信仰是重要的传承形式,传承过程中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征;在生态方面,重视“龙脉”的理念体现了生态保护意识;在空间地名方面,以“龙”为名的现象自唐宋时期已有,至明清时逐渐增多,这也是“龙文化”在徽州民间加速传播的重要阶段;在民俗方面,舞龙、闹龙灯、赛龙舟等活动中的仪式反映了徽州人对地方“龙文化”的记忆和传承。

中华文化符号的地方建构与日常生活呈现:滇南石屏豆腐文化研究

石屏豆腐既是涵养于滇南独特自然环境中的一种地方特色食物,也是深植于石屏“文献名邦”历史底蕴的一个文化符号。作为地名和物产辨识标签的石屏豆腐,以其军屯戍边的历史叙事、“井水点制”的地方口感以及“非遗符号”的国家承认三重内涵为基础,演化为具有时空性、地方性、民族性等情感叙事效能的特殊地域文化符号,进而从传统的食物语境升华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国家通过“非遗叙事”把石屏豆腐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实现了对石屏豆腐的重新赋能和再符号化。对滇南石屏豆腐文化所蕴含的多重互动关系开展民族志深描,不仅可以丰富云南地域饮食文化的内涵,还可生动呈现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多维面向。

论清代临安府地区农业地理的演变与空间分异

清代是临安府地区农业史上的变革时期,人口数量、土地垦殖、水利设施、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临安府地区农业空间分异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差异所致,其中临安府江内地区以不断拓荒、精耕细作的汉地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临安府江外地区以世居民族的梯田稻作模式为代表,更注重人地关系的协调。江内平坝众多与江外崇山峻岭的自然地理形态以及不同的人文环境,造成了该地区农业主要构成要素的沿江南北空间差异分布和内部山坝结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双版纳勐宋村哈尼族寨门及其功能表达

在哈尼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传统节庆、祭祀等民俗活动中,寨门作为彰显哈尼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在哈尼族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以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村为田野调查点,从哈尼族社会生活中的寨门、立寨门仪式与禁忌、与寨门相关的仪式活动等方面去探讨寨门作为人鬼区隔的界限、心理调适以及维护村寨秩序等的功能。

德宏州景颇族基督教信仰浅析

景颇族是一个信仰原始宗教与外传宗教的跨境民族。在基督教未传入之前,景颇族特殊的历史条件、自然坏境与人文造就景颇族“灵魂不死”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20世纪初,景颇族在缅甸克钦邦八莫教区传教士的影响下,一部分景颇族开始信仰基督教,外传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原有的信仰、文化与生活产生冲击,对于信仰基督教的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认同是否会影响对国家及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本文通过思考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探讨景颇族宗教认同与各种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

上下挑战:论镇康土司之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国家对边疆土司地区实行国家化的基本方式,鉴于地方社会和大环境的复杂性,应将其放入现时的社会情境之中。本文以滇西南镇康土司为研究中心,探寻地方历史脉络下,改土归流发生的历史逻辑。认为镇康土司之改土归流,是清政府基于边疆态势的应对之策和地方新旧势力挑战土司的权威,进而造成了土司政治的瓦解,是上下合力的产物。地方社会在进一步的国家化进程中,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和施治,引发了地方社会全方位的变动。于此期间,地方社会的国家化进程,呈现出了边疆地区逐渐与内地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而其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