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的银饰

云南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 ,悠久的制银历史。各少数民族将制银技术和银制品大量用于生产生活中 ,尤其是装饰方面 ,创造了灿烂的银饰文化。云南少数民族银饰的主要类型包括 :冠饰 ,耳饰 ,颈项饰 ,肩饰 ,饰牌 ,扣饰 ,臂箍和手镯 ,戒指 ,须挂饰。云南少数民族的银饰反映了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发展变迁的过程。

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演变

铜鼓、鼓形贮贝器、叠鼓形贮贝器是滇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铜鼓是古滇国王权的象征,也是滇文化的核心。鼓形贮贝器打破了古滇国的神圣王权象征,向财富象征过渡,叠鼓形贮贝器代表了古滇国末期的财富观念。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演变标志着滇文化的衰落和古滇国的消亡。

临沧老屋文化和民间散存文物调查

本文通过对临沧县城和几个村落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古老房屋保存着的各种传统文化现象和散存在寺庙、民间的若干文物进行调查和分类记述 。

从“历史”中寻找身份:傈僳族刀杆节的王骥叙事与文化表述

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三崇信仰基于仪式空间(三崇庙)而融合于滇西腾冲等地傈僳族"刀杆节"的民间叙事,与滇西傈僳族的历史迁徙与社会身份的转变密不可分。明清时期,滇西傈僳族逐渐由川滇交界向滇缅边境迁徙,并纳入滇西边地的国家治理。"为国戍边"的身份认同强化了腾越边关傈僳族的国家意识,并借用三崇信仰的王骥叙事建构族群历史,主动融入国家叙事。明清以来,"上刀山"仪式由三崇庙前的娱神活动演变为傈僳族传统节日。"刀杆节"的王骥叙事是近代滇西边地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其中融合了滇西傈僳族的国家意识、身份认同与历史建构,为其作为帝国"臣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历史"依据。

从神权到皇权:石寨山型铜鼓的消亡与古滇社会变迁研究

铜鼓和贮贝器是滇文化重要的器物组合,是古滇社会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池,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古滇社会权力中心从铜鼓向滇王金印转变,由神权向皇权过渡。此后,大量铜鼓被改造为贮贝器。铜鼓向贮贝器的发展过程是铜鼓从权力中心向财富象征的演变,铜鼓走下神坛是滇文化由盛转衰的开始,在汉文化冲击下铜鼓和贮贝器走向消亡。

我们的父亲马元先生

敬爱的父亲马元先生离开我们已36年,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道德文章,对地方公益的关心,对国家对家乡的热爱,对回族历史,特别是杜文秀革命史实的孜孜追求和贡献,成为我们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一马元（1916—1974）,字一波,号品三,云南省大理市中和镇人,回族。

清代川藏南路沿线粮台的设置与管理

清代初期,川藏南路沿线粮台设置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这与清王朝在藏区的用兵、驻军以及塘汛的设置有密切关系,也与清王朝对康藏地位的认识息息相关。乾隆十三年(1748),粮台由临时机构向常设机构转变,为塘汛、驻军、差使以及过境官兵提供粮草保障,并承担监管土司、维护地方安全的职责;随着台务工作深入,粮台管理更加制度化、具体化。粮台的设立为川藏南路沿线塘站、驻军和往来差使、商旅提供了物质基础,维护了康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推动了沿线市镇发展,促进了汉藏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山神、鸡足皇帝与王骥:边疆社会整合视域下的三崇信仰

当下滇西边地三崇信仰呈现为三崇山、鸡足皇帝和王骥的复合性表述,这与边疆社会整合背景下明清以来三崇信仰的文化建构密不可分。作为信仰母体的三崇山隐喻了云龙州最初的农耕社会,代表了洱海文化的“鸡足皇帝”见证了云龙盐业社会的流动性,而象征着国家在场的王骥崇拜推动了边疆社会的国家整合。三崇信仰的文化建构揭示了明清时期云龙由农耕社会向盐业社会的转变,以及滇西边地三崇信仰的区域性跨族群特征;三崇信仰的整体性叙事基于碑文书写和民间传说将本土信仰、区域文化和国家象征糅为一体,并呈现出“互为整体”的文化样态,为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提供了地方性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