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中的职务犯罪情况分析——以云南省城市化进程为视角

概述云南省城市化进程中与土地征收相关的职务犯罪的基本情况和特点,重点剖析土地征收以及查办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预防和查办此类犯罪的对策建议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制约;加大打击力度,积极开展预防工作;加强思想和素质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若干问题

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亟须进一步完善,为此有必要对司法责任的性质和内涵、司法责任的追究主体等基本问题统一认识。所谓司法责任,是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由于违反检察职责导致办案错误发生,应当予以追究的办案过错责任。对于检察官司法责任的追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后,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这与监察法规定的国家监察全覆盖并不矛盾,也符合中央司改政策导向和司法权力运行规律。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赋予检察机关的改革任务。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履行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职能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下一步检察改革过程中,应当坚持有限监督、适时监督、行政先行救济原则,探索采用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督促纠正违法、提请责任追究等方式对违法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论检察权的属性与运行特点

在立法、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两级五权"中,检察权不但对公民权利的可能损害最小,而且是最弱小的一极,因而是中国宪政语境下的"最小危险部门"。检察权是监督性、非实体性、非终局性的权力,这些特点决定了检察权运行的正当性受到后续程序的检验,它的实现有赖于其它国家权力的确认。检察权自己也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许多制约,它并没有凌驾于审判权之上,检察官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讨论中国的司法改革时,澄清对检察权的一些误解至关重要。

内地检察机关与香港的侦查协助研究

虽然内地与香港尚未就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达成协议,但在内地检察机关与香港的侦查协助需求将日渐增加。为了增进双方反贪污工作的成效,内地检察机关应当与香港方面在国家主权、平等协商、相互尊重、双向互惠等原则的指导下,按照双方目前商定的适当程序,妥善地处理好协助调查取证、缉捕及移交嫌疑犯、追缴赃款赃物、情报交流、文书送达、安排证人出庭等合作事宜。

WTO与检察工作

加入WTO,不仅是个政治与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个法治问题。经济与法治的互动关系表明,经济领域中的变化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法治。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如何因应“入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是一个应纳入视野考虑的问题。

修复性司法理论与检察工作实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理论的提出及实践,虽然不过三十年,却以其崭新的法治理念和创新的司法模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或者矫正性司法相对应,修复性司法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加强调当事人与社区的参与,更加强调社区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该理论对于修正传统型司法的弊端,顺应和谐型社会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借鉴和吸纳修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核,反思和矫正传统型司法在实践中的不足,全面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是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司法适用

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适用,需要严格区分强令与组织的行为方式以避免强令消解于对组织的宽泛化解释、厘清并增加关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以周全保护公共安全法益。基础构成要件方面,相较于强迫、强制,强令的行为方式不包括暴力;组织的行为方式可以从典型意义的领导、指挥扩张到招募、协调等辅助行为,原则上被组织的人数为三人以上;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不仅指重大事故隐患未得到排除的客观状态,也意味着行为人具有积极查明危险的义务。加重构成要件方面,毁灭、伪造、隐藏影响事故调查的证据不能作为影响责任刑的情形;有必要结合本罪常发生的领域,将危及公共安全作为其他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

论犯罪的“既遂后中止”——以危险犯为视角

在既维护法律逻辑,又符合刑事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应当肯定“既遂后中止”这一特殊的犯罪中止命题。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我国传统的危险犯定义之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要彻底解决困境必须对传统定义加以反思。

回应型司法视野下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研究

伴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逐步转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历了从试点探索到正式确立的过程。面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之后提出上诉的难题,从契约精神、诚实信用、公正效率到司法公信力的角度,都无法给予回应与解答。基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运用回应型司法理念,通过保障协商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实现对司法过程的实质性参与,以沟通对话、凝聚共识,成功找到“司法的最大公约数”,就能够妥善平衡诉讼价值的冲突与矛盾,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有效解答司法难题。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两地的法制差异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基本法的起草者们照顾到了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区别,精心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双重”解释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围绕基本法的解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远远没有达到基本法所希望的两全其美的效果。笔者建议,应该考虑采取在中央和特区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创立良好的宪法惯例、人大不主动释法等措施改进基本法的解释权行使。

刑事诉讼视野中的“坦白从宽”——以辩诉协商为视角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刑事政策,本文将其与西方国家的沉默权、辩诉协商进行比较,从中阐述我国发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严密科学的刑事政策,关键在于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其在当今乃至今后的刑事诉讼领域中,对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从立法到司法实践,强制措施都存在问题。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

刑事执行一体化背景下完善刑罚监督问题研究

刑事执行一体化是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和刑事理论探讨的热门问题。刑事执行一体化的改革与实践,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制度的执行。

论无罪推定原则

为更好地保护人权,实现程序公平和正义,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沉默权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完整的无罪推定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基础。

刑讯逼供犯罪规律分析及其防治

刑讯逼供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作为法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它之所以存在,实质在于“口供”的独有“魅力”,而原因和危害却是多方面的。由于其主体的特定性、行业的特殊性和原因的复杂性,对其进行规制的困难也相对较大。如何有效地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的出现,实现法律本身对正义及价值的追求,理应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反思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现实的危害,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防范刑讯逼供的规制对策及救济方略,对于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法、德民法典之比较

法、德民法典是民法世界里的两部代表法典。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分析这两部法典的不同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入手,对它们不同的时代特征、语言风格、立法技术及编纂体例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它们各自在立法上的得与失。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

“色网行动”落法网

2002新年伊始,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审查了一起云南首例利用计算机进行复制传播淫秽物品,组织介绍卖淫活动的犯罪案件。元月14日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北京地区人群血清型α2HS频率调查与血痕中α2HS的检测

本文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等电聚焦和免疫固定技术,调查北京地区随机人群的α2HS糖蛋白(α2HS)的频率分布。在185名无亲缘关系的健康人中,发现3种常见表型,即α2HS1-1型(99人)、2-1型(74人)、2-2型12人。未发现稀有型。基因频率为:α2HS^1=0.7351,α2HS^2=0.6490。室温中保存6个月的血痕,可检出其α2HS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