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州2013—2015年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的HIV-1新发感染研究

目的分析研究免疫印迹法(WB)带型中新发感染判定信息及德宏州2013—2015年新发感染人群特征。方法收集云南省德宏州2013—2015年经WB确证为HIV抗体阳性样本3 124份,结合BED捕获酶免疫法(BED-CEIA)新发感染检测结果和队列研究的49例确证新发的感染者WB带型,分析比较WB检测中不同条带特征对新发感染判定的意义;并用SPSS l7.0软件对新发感染的人群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BED-CEIA法检出的新发感染样本,WB帯型中除P24带以外,其P17、P31、GP41、P51、P55、P66、GP120和GP160条带反应强度均显著低于长期感染者相应的条带反应强度(P<0.05);新发感染者和长期感染者env区、pol区和gag区条带强度平均得分分别为7.0分和8.04分、4.22分和6.37分、4.4分和5.06分;队列研究的49例确证新发感染者WB带型中缺失最严重的是P55(缺失率89.80%),其次为P31和P51、P17和P66,GP41和P24没有缺失,gpl60+gpl20+p24出现最多;新报告感染者在性别、年龄和国籍等人口学特征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结论 WB条带反应强度总分不高于15分、env区条带反应强度不高于7分或pol区条带反应强度不高于4分时应高度怀疑其为新发感染;2013—2015年新发感染人群中呈现男性多于女性、以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壮年人群为主、主要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及中国籍人群下降缅甸籍人群上升的特征。

云南省参与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社会组织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方法采用普查法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收集信息,利用SPSS19.0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结果云南省有50个社会组织参与示范区艾滋病防治工作,有96.00%的社会组织未注册,专、兼职人员的中位数均是3人;88.00%(44/50)的社会组织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且主要由疾控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提供;92.00%(46/50)的社会组织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74.00%(37/50)的社会组织可提供HIV筛查检测服务。2014年社会组织提供暗娼、吸毒人群和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量占当年辖区的50.41%(19 029/37 745),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随访服务的人数占当年辖区应随访数的52.56%(9 087/17 289)。结论社会组织在云南省示范区高危人群干预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关怀支持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组织自身发展仍存在不足,需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云南省男男性行为人群使用交友程序高危行为及艾滋病/梅毒调查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主要交友程序使用情况,分析其人口学特征、性行为特点及艾滋病和梅毒感染状况,为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通过MSM社区组织发布信息招募MSM调查对象,使用统一的电子问卷进行面对面调查,并采集静脉血液进行艾滋病、梅毒的血清学检测。结果共调查4651名MSM,按主要使用交友程序分为3组:Blued组2160人(46.44%),微信组2113人(45.43%),QQ组378人(8.13%)。本地居住时间<3月的比例最高为Blued组(6.9%),本地居住时间≥12月比例最高为微信组(9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326,P<0.001)。Blued组和微信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自我认同性取向为同性恋的比例均高于QQ组(均有P<0.05)。Blued组最近6个月发生男男群交行为的比例最高(8.1%),其次是QQ组(6.9%)和微信组(5.3%)(χ2=13.368,P=0.001)。Blued组、微信组和QQ组艾滋病检出率分别是2.2%、3.0%和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546,P=0.170)。Blued组、微信组和QQ组梅毒检出率分别是1.9%,3.7%和2.9%,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017,P=0.001)。结论MSM使用不同交友程序在行为学特征上的差异,使其在感染性病的风险上不同,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云南省2015与2005年青少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较

目的了解云南省2015年青年学生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并与2005年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为评估10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效果和制定下一步宣传教育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分层整群随机抽取全省16个州(市)大学、大专、中专和职高的12 958名在校青年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人口学信息和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结果 2015年云南省青年学生对握手(93.0%)、共用针具(97.1%)、无保护性交(95.3%)、母婴传播(93.5%)、血液传播(97.1%)等能否传播艾滋病问题的正答率较高,对蚊虫叮咬(65.3%)是否传播艾滋病,冲洗阴道(63.9%)、外用避孕膏/膜(69.0%)、不共用注射器(62.6%)、使用清洁注射器(60.6%)能否预防艾滋病等问题的正答率较低,各知识问题正答率均较2005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为83.9%,20岁以下(80.3%)、少数民族(80.7%)和低年级(82.8%)学生较20岁及以上(87.9%)、汉族(86.0%)和高年级(88.0%)学生的知晓率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41.5,62.3,44.7,P值均<0.01);获得艾滋病知识的主要途径为电视(85.1%)、网络(71.1%)、报刊/书籍(67.7%)和免费宣传材料(65.5%),获取知识的各种途径比例较2005年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通过网络获得艾滋病知识比例提升最高。结论云南省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有了显著提高,但仍存在20岁以下和少数民族学生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率较低问题。学校艾滋病宣传教育有效性、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HIV急性期感染诊断及其预防控制的重要意义

抗体检测是我国目前普遍使用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诊断方法,但不能检测出感染早期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然而,HIV急性期感染阶段病毒的入侵和快速复制使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受到急性损伤,传染性增加。尽早发现AHI感染者并对其进行干预和治疗不仅有利于感染者自身的健康恢复,而且对减少二代感染者、节约防治经费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在重点人群中采用窗口期更短的检测技术来发现急性期感染者并进行干预和治疗。现对HIV急性期感染检测技术在筛查中的应用情况及其在防治工作中的预防控制意义进行综述,以期为HIV急性期感染筛查工作提供参考。

云南省2013年暗娼梅毒感染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暗娼梅毒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2013年4—6月采用普查和社区概率抽样法对云南省16个州(市)118个县(区)暗娼哨点进行横断面调查,共25 574人,收集人口学、艾滋病知晓率及高危行为等信息。结果有371例感染梅毒(感染率为1.5%),阳性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4.07%(349/371),阴性组知晓率为98.02%(24 703/25 2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47,P=0.000);阴性组暗娼最近1次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率和最近1个月与客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均高于阳性组(χ~2=17.28、73.89,均P=0.000);阳性组的吸毒、注射和共用针具比例均高于阴性组(χ~2=72.38、9.45、5.02,P=0.000、0.020、0.025);低、中档场所、外省、初中及以下文化、年龄≥20岁、吸毒和不知晓艾滋病知识为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最近1个月与客人坚持使用安全套为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结论需加强暗娼的干预工作,对梅毒阳性暗娼及时进行规范治疗,降低该人群的梅毒感染率,阻断二代传播和减少传播他人的风险。

夫妻关系对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阳转影响

目的了解云南省夫妻关系对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阳转的影响。方法于2014年7月—2015年9月在云南省德宏等6个州、33个县(市、区)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114对单阳夫妻和109对阳转夫妻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结果单阳阳性方回答夫妻关系好的比例为71.93%(82/114),高于阳转家庭先证阳性方52.29%(57/109)(P=0.002 1);30.97%(34/114)的单阳家庭阴性配偶在知晓对方感染后更加关心对方,高于双阳家庭阳转方11.01%(12/109)(P=0.000);76.79%(86/112)单阳阳性方在检出阳性后与配偶讨论过如何预防夫妻间传播,高于双阳家庭先证阳性方54.13%(59/109)(P=0.000);在得知自己阳性后发生婚内性行为比例、配偶接受艾滋病病毒(HIV)检测后发生婚内性行为比例均为单阳家庭低于阳转家庭(P=0.013、0.003)。得知自己及对方检出阳性后婚内性行为每次均使用安全套比例均为单阳家庭高于阳转家庭(P均=0.000)。结论良好夫妻关系、配偶知晓后对先证阳性方的关心、夫妻间能够讨论具体预防措施、节制夫妻性行为,夫妻性生活每次使用安全套是预防单阳家庭配偶阳转的主要因素。

云南省2020年1-6月新报告HIV/AIDS的HCV与梅毒螺旋体感染状况分析

目的分析云南省HIV/AIDS的HCV与梅毒螺旋体(TP)的感染状况及其相关因素,为防控HIV/AIDS的HCV与TP合并感染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选取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云南省新报告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两种不同ELISA试剂检测血清HCV抗体,均阳性判定为HCV感染;采用ELISA法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检测TP,均阳性判定为TP感染;采用Excel 2016和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CV及TP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5922例HIV/AIDS中,HCV感染率为6.5%(383/5922),TP感染率为5.8%(344/5922),HCV和TP合并感染率为0.4%(22/59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50岁组、女性、离异/丧偶、汉族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报告地为滇东地区、男男性传播途径,较低年龄组(15~岁:aOR=3.53;20~岁:aOR=3.02;30~岁:aOR=2.91;40~49岁:aOR=3.61)、男性(aOR=2.31)、已婚/未婚(已婚:aOR=1.61;未婚:aOR=1.63);少数民族(aOR=1.70)、较低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aOR=4.69;初中或高中:aOR=3.96)、报告地为滇中或滇西地区(滇中:aOR=2.46;滇西:aOR=7.08)、注射吸毒传播途径(aOR=131.08)HIV/AIDS的HCV感染风险较高。相比于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农民职业、报告地区为滇西地区和异性性传播途径,小学及以下或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aOR=1.73;大专及以上:aOR=1.77)、其他职业(aOR=1.39)、报告地为滇东地区(aOR=1.75)、男男性传播途径(aOR=9.75)HIV/AIDS的TP感染风险较高。结论云南省2020年1-6月新报告HIV/AIDS中存在一定比例HCV与TP合并感染,合并感染的相关因素较多,应加强HIV/AIDS的HCV与TP血清学检测,开展HCV与TP合并感染的治疗。

基于Andersen模型探讨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的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影响其抗病毒治疗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云南省某州、江苏省某市电话招募符合条件的既往报告为丙型肝炎的患者,进行面访调查。以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及相关文献设计影响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研究框架。采用阶段模型分步骤对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情况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收集483例丙型肝炎患者资料,调查对象年龄(51.73±12.06)岁,性别为男性、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职业为农民和民工的占比分别为65.24%、67.49%、58.18%;分别以汉族(70.81%)、已婚(77.02%)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82.61%)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特征模块中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与初中及以下患者相比,OR=2.54,95%CI:1.54~4.20),已婚的丙型肝炎患者(与未婚、离异和丧偶相比,OR=3.19,95%CI:1.93~5.25)更容易接受抗病毒治疗。需要因素模块中自感丙型肝炎病情程度重的患者(与自感病情程度轻的患者相比,OR=3.36,95%CI:2.09~5.40)更可能接受治疗。能力模块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与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患者相比,OR=1.59,95%CI:1.02~2.47),丙型肝炎知识知晓程度高的患者(与知晓程度低的患者相比,OR=1.54,95%CI:1.01~2.35),家人知晓患者感染状况(与不知晓患者感染状况相比,OR=4.59,95%CI:2.24~9.39)更倾向接受抗病毒治疗。结论不同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与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行为相关。丙型肝炎患者接受丙型肝炎相关知识与家人知晓患者感染状况的家庭支持在促进患者抗病毒治疗方面显得更重要,提示今后要进一步强化丙型肝炎患者丙型肝炎知识宣教,尤其是加强丙型肝炎患者家属在治疗方面给予患者的家庭支持。

昆明市暗娼人群中HIV梅毒淋球菌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调查

目的了解昆明市暗娼人群中艾滋病病毒(HIV)、梅毒、淋球菌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感染情况及流行病学特征。方法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对昆明市区的暗娼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液和阴道拭子送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共调查423名暗娼,平均年龄31.2岁,初、高中文化占70.4%(298名),性病知识平均知晓率为86.8%,安全套使用率为80.4%,艾滋病病毒检测及时率为55.1%。共检出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T)56例(13.2%),淋球菌(NG)11例(2.6%),梅毒13例(3.1%),未检出HIV。CT、NG混合感染5例,CT、梅毒混合感染2例,CT、NG、梅毒三重感染1例。15~20岁年龄组、彝族和未婚暗娼人群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感染率显著偏高(P<0.05)。结论昆明市暗娼人群有较高的性病知识知晓率和安全套使用率,性病感染以生殖道沙眼衣原体为主,梅毒和淋球菌的感染率较低,感染者主要分布在低年龄组、未婚、彝族的暗娼人群中。

以家庭为基础服务为依托的HIV/AIDS随访服务模式探索项目对随访服务质量的影响分析

目的了解以家庭为基础服务为依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下简称感染者)和病人随访服务模式探索项目对随访质量的影响。方法在项目实施前后采用单纯随机抽样在13个项目县分别对接受随访服务的约211例感染者和病人和100名家属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对艾滋病及随访服务的认识、态度、危险行为和接受随访服务情况等。结果项目实施后感染者和病人获得随访的比例显著提高,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由51.66%增至61.61%,获得免费安全套的比例由66.35%增至79.15%,民政救助由18.48%增至27.96%,最近6个月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75.00%升至86.96%;家属知晓感染者和病人感染状况后变得更加关心的比例由29.38%增至40.57%,觉得与感染者和病人一起生活没有不方便的比例由60.22%增至84.54%,最近6个月家属与感染者和病人发生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40.00%升至71.79%,对随访服务的认可度显著提高。2检验后P值均小于0.05。结论以家庭为基础服务为依托的感染者和病人随访模式可提高随访服务质量。

昆明市MSM人群中同性恋与双性恋者指长比分析

目的探讨昆明市男同性恋与男双性恋男男性行为者（men having sex with men,MSM）人群指长比的特点,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人类体质测量法,测量89例男同性恋、26例男双性恋和115例对照组双手第2~5指的长度,并分析其指长比（2D∶3D、2D∶4D、2D∶5D、3D∶4D、3D∶5D、4D∶5D）。结果昆明市MSM人群右手2D：4D和2D：5D高于对照组;昆明市MSM人群指长比的分布特点为：2D∶3D〈2D∶4D〈3D∶4D〈2D∶5D〈4D∶5D〈3D∶5D;在MSM人群中,同性恋与双性恋者之间右手2D∶4D和2D∶5D差异无统计学差异（t_1=0.205,P_1=0.838;t_2=0.700,P_2=0.486）。结论指长比（特别是右手的2D∶4D）可反映个体出生前雄激素暴露水平,其大小与母体孕期的睾酮呈正相关,与雌激素呈负相关,被认为是个体出生前受母体性激素影响的体质学标记。据此,推测胚胎期母体低水平的雄激素及高水平的雌激素暴露可能会影响个体出生后的性取向,但用指长比尚不能区别出同性恋者与双性恋者。

应用免疫学和病毒学指标辅助判断HIV-1新发感染的可行性分析

目的分析免疫学和病毒学指标作为预测1型艾滋病病毒(HIV-1)新发感染标志的可行性。方法对2017-2018年浙江省、北京市、云南省三个现场的HIV抗体初筛、确证阳性样本1382份,进行新发感染、CD4+T淋巴细胞(简称CD4细胞)计数和病毒载量检测,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新发感染和既往感染两组样本之间各项指标的差异,分析可能作为预测HIV-1新发感染标志的因素。结果新发感染样本中蛋白印迹试验(WB)条带gp120、p55、p51、gp41、p31、p17的阳性检出率显著低于既往感染者(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55、gp41、p31条带缺失被判定为新发感染的可能性比较高,尤其是p31条带的缺失[比值比(OR)=6.640,95%可信区间(CI):4.271~10.321];S/CO值>10(OR=2.052,95%CI:1.138~3.700)被判定为新发感染的可能性是1<S/CO≤3的2.052倍,病毒载量≥100000copies/mL(OR=3.272,95%CI:1.254~8.537)被判定为新发感染的可能性是病毒载量<1000copies/mL的3.272倍,CD4细胞≥500个/μL(OR=2.575,95%CI:1.204~5.509)被判定为新发感染的可能性是CD4细胞<200个/μL的2.575倍,S/CO联合病毒载量和CD4细胞计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达0.643(95%CI:0.588~0.699;P<0.05),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0.0%和73.2%。结论抗体确证结果WB带型p55、gp41、p31可以作为HIV-1新发感染预测指标。抗体初筛结果S/CO值,CD4细胞计数和病毒载量具有预测HIV-1新发感染的可能性。

HIV-1感染者不同免疫状态的抗体及病毒载量研究

目的了解不同免疫抑制程度下HIV-1感染者的病毒学及免疫学指标差异,分析HIV-1感染者初筛检测结果S/CO值,病毒载量检测结果以及WB带型与免疫状态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对2017-2019年河南省、北京市和云南省三个现场的639份抗病毒治疗前HIV-1抗体确证阳性样本,根据CD4细胞计数分成4个不同免疫抑制组:无免疫抑制组(CD4≥500个/μl),轻度免疫抑制组(350个/μl≤CD4<500个/μl),中度免疫抑制组(200个/μl≤CD4<350个/μl),重度免疫抑制组(CD4<200个/μl)。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免疫抑制组之间S/CO值、WB带型的差异,分析各项指标与免疫状态的关系。结果各免疫抑制组的S/CO值>20出现率最高(>37%)且随机体免疫力增强呈递减趋势(P<0.05),1<S/CO≤6出现率次高(>19%),0<S/CO≤1出现率最低(<3%),6<S/CO≤10出现率次低(<5%),S/CO值(χ2=25.79,P<0.05)的分布在不同免疫抑制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免疫抑制组中膜蛋白(ENV)gp160、gp120、gp41及酶蛋白(pol)p66、p55、p31的出现率最高(>78%),而核心蛋白(gag)的p55(<40%)、p39(<3%)出现率最低,gp41和p51的出现率在不同免疫抑制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CO值结合病毒载量时对无、轻、中、重度免疫抑制组判定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51(95%CI:0.600~0.702;P<0.05),0.587(95%CI:0.540~0.635;P<0.05),0.605(95%CI:0.560~0.650;P<0.05),0.647(95%CI:0.586~0.708;P<0.05)。结论 S/CO值联合病毒载量对于对无免疫抑制状态的判定效能最好;同时缺失gp41和p51,S/CO>20时可分别提示患者可能处于无免疫抑制状态和重度免疫抑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