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监管场所艾滋病告知随访综合管理模式研究

目的探索监管场所内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与艾滋病(AIDS)病人(HIV/AIDS病人)有效可行的综合管理模式。方法选择代表公安、司法和监狱的监管场所作为试点现场,对其2009、2010年间关押的HIV/AIDS病人开展HIV筛查、阳性结果告知、随访、CD4T淋巴细胞计数、抗病毒治疗和出所转介工作。全省其他地区监管场所为非试点区。结果经过试点,试点地区个案流调率、累计报告存活HIV/AIDS病人随访率和累计报告感染者CD4计数率分别为99.0%、80.3%、69.3%,集中关押场所分别为97.6%、88.2%、75.9%,均高于非试点区、非集中关押场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依托监管场所开展感染者与病人告知随访综合管理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是辖区综合管理工作的有效补充。有集中关押条件的场所比非集中关押场所在艾滋病综合管理工作中更显优势。如大范围实施则需全面统筹、因地制宜。出所转介不到位,"有形"与"无形"管理间的影响因素仍需进一步探索。

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高危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云南省HIV感染者／AIDS患者确证为HIV阳性后的高危行为等情况，探讨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德宏州芒市，瑞丽市和陇川县部分乡镇卫生院在2012年5月15日～6月14日期间接受随访的〉18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people who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共调查303人，有效问卷300份。结果25．7％的调查对象在确证HIV阳性后发生过无保护的高危行为，其高危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为重度耻辱和在婚，重度耻辱感（OR=1．89，95％CI：1．09～3．27），在婚（OR=2．99，95％CI：1．43—6．26）均为危险因素，另外在访谈中还发现高危行为的发生与静脉注射吸毒人员缺乏清洁针具，部分女性PLWHA患者因生活困难而从事商业性行为等因素有关。结论PLWHA患者的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重度耻辱感和在婚，同时还与缺乏清洁针具和生活困难等因素有关。建议进一步加强PL—WHA患者的管理，有针对性的进行PLWHA患者的干预，降低其耻辱感，减少其高危行为的发生，预防艾滋病的二代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