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社会各阶层对民国政府“殖边”的态度和应对——以云南军都督府经营怒俅为例

1912年,为阻止英国对我国滇西北地区的进一步侵占,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派遣殖边队进入怒、俅江流域,加强对这块"瓯脱"之地的管控。对于怒俅殖边政策的实施,边疆社会各阶层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权衡,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和选择。怒俅地区土司阶层在保卫国土与维护自身统治权益的矛盾心理中摇摆;部分寨头人与民众担忧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抵制殖边队进入;怒俅边务总办官员及殖边队内部出现权力争夺,导致殖边队损失惨重。在复杂的形势下,怒俅殖边遭遇了较大的挫折,但仍取得了较大成绩,殖边行动阻挡了英国在滇西北的侵略步伐。

《学术探索》前身《学术研究》与云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学术研究》创办于1961年7月,至1965年停刊,是20世纪60年代云南一份长期、持续对外发行的学术刊物。当时,大陆地区民国时期发行的学术刊物大都处于停办状态,新创刊的学术杂志屈指可数。《学术研究》的创办,为国内史学界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对外展示了云南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省内外学者交流的桥梁,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

刘咸先生的工艺学研究

刘咸是一位以体质人类学见长的中国人学家,因受英国牛津大学广义人类学的影响,亦涉猎文化人类学。他的工艺学研究采用由皮特·里弗斯开创、亨利·包尔福完善的工艺分析法。通过考察研究海南岛黎人的面具、口琴、纹身、服饰工艺,刘咸推断黎人文化的起源与传播,认为黎人文化归属于印度尼西亚文化区。刘咸工艺学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醒着后继研究者,作为一种文明要素,工艺/技艺具有勾连长时段历史及广阔空间地域的能力。

清末地方统治集团与云南辛亥革命

云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是清末政局演进的逻辑结果。清末宪政改革时,中央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客观上造成督抚-州县体制趋于瓦解。锡良和李经羲举办新政,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却恰恰为清朝地方统治集团培养了"掘墓人",只能归咎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积重难返的结果。地方统治集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顽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人越来越少。云南辛亥革命时期,地方统治集团基本上未作拼死抵抗,而是以逃跑和投降为主,不再充当清政府的"殉葬品"。

“普洱茶”得名历史考证

长期以来,在对云南普洱茶历史的研究中,对普洱茶得名均有一种从古代史料记载一直延续下来的误解,造成了对普洱茶得名及产地研究的不准确。而从大量文献钩沉中对此进一步考证,可以发现过去认为普洱府不产茶,产茶的地点在六大茶山,普洱茶的得名是因为普洱府是茶叶集散地的历史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普洱茶是因出自普洱(今宁洱)普洱山而得名,而普洱地名也因有普洱茶而闻名,从而成为从明清以来普洱茶交易聚散的中心。

晚清厘金与云南财政变革

云南厘金开征于清咸丰五年至咸丰十一年之间。原本属于战时筹饷的权宜之计,战后却未及时裁撤,反而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征收幅度,成为云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项目。厘金收入主要用于变革云南兵制、归还外债、举办新式教育、编练新军、拨充铁路经费等经费支出,客观上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然而全省厘金局卡林立,严重阻碍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且厘金所代表的就地筹款体制削弱了中央政府财权的统一性,助长了地方财政独立性,加速了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带来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云南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与边疆治理的多维耦合机制探索

如何让边疆乡村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融合的美丽家园,是当前边疆治理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严峻挑战。从云南非遗文化资源的现实状况看,云南民族地区边疆治理目前存在文化要素缺失所带来的治理模式单一、治理成效有限与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云南纳西族、傣族、拉祜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践证明,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与边疆治理存在多重耦合机制:非遗产业化在保障边疆稳定,推进边疆繁荣、增强边疆文化传承、引领社会风尚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可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中分离出经济价值,将其经济价值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有关云南物产近现代著述评介

对民国以后诸多学者有关云南物产著述作简要梳理,以期按图索骥,重新认识、发现、发掘乡土文化,让云南物产研究在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透过物产研究,更加肯定云南文献的史料价值。

当代越南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探析

为处理劳动争议,越南政府规定了调解、仲裁、诉讼与罢工程序。有关各方采取了重视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加强工会干部的专业培训、促进对工人信息的沟通与掌握、成立特别任务小组以应对突发事件等具体措施。但在实践中,越南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仍存在中立方不中立、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宋人遗训中的丧葬观及其终极关怀

长辈利用遗言、遗嘱、遗书等形式对晚辈进行劝勉、训诫是谓遗训。遗训古来有之,它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士人遗训中大量出现对儒家正统丧葬观的强调。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宋儒试图通过重塑儒家丧葬礼仪来重构宗法等级,以最终建立一个符合儒家礼治的社会来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民国政府边疆治理中的顿挫与困局——基于云南军都督府“怒俅殖边”的历史考察

清朝末年,英国趁我国国内之动荡,蚕食我滇西北区的国土。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云南军都督府迅速抽调军队,先后组建四支殖边队,在英国侵略势力尚未及进入之前,进入条件艰苦的怒、俅江流域,开启对怒、俅地区的经营治理之路。民国初年的'怒俅殖边'行动,加强了政府对滇西北极边的管理,阻挡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捍卫了我国边疆的领土安全,'怒俅殖边'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对于这一治理边疆的行动,今天仍然需要反思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于当今的边疆治理仍具有积极意义。

蠲免政策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盛衰

蠲免政策是中央政府制定发布的蠲免政令和关于蠲免管理的一系列法令法规,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高祖至玄宗时期,蠲免政策抓住了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以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核心,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为目标,对政权巩固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德宗至唐亡,蠲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弊病丛生,无法承担调节赋役负担的任务,赋役不均现象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唐王朝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诸种特征。

明代云南省志中的物产——以万历《云南通志》为例兼述其特点价值

现存明代云南四部省志,体例相沿,又各具特色,体现在'物产'一目,亦是相因相袭,兼容并蓄,又取舍有致,富有创新。云南物产丰富多样,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但因元以前未修通志,物产内容散见于各史书中,经过元代实行行省制,发展到明代,云南作为中央政权的一个行政区,其区域优势和经济实用价值日益重要,修纂省志提上日程,'物产'记录亦更趋丰富集中,可谓'补前《志》之不足,开后书之先河'。本文就明代四部省志所记物产,作简要对比说明,从中找寻它们之间的承袭脉络及各自的特色亮点,并在文末附表,分列四志所收各府州通产、异产、特产,使明代整个云南全境物产分布状况及消长变化一目了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项整理工作,使'藏在深山人不识'的云南文献重新焕发出时代价值。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视野下的云南风物

徐霞客(1587—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江阴人。明代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自幼聪慧好学,不喜功名,'弘祖远游,非宦非贾,非投谒,而山水是癖,一奇也'~①。在其34年的旅游生涯中,'以性灵游,以驱命游',寄五岳之志,抒自然之爱,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徐霞客以他亲身所见寄托于笔墨纸张,对游历处的地貌岩容、江河水文、地热气象、物产风物、政区地名等翔实描述。

张凯嵩事迹与《抚滇奏疏》的史料价值

张凯嵩是清代云南督抚群体中一位毁誉参半、争议很大的人物。他的科举之途一帆风顺,凭借在广西的军功积攒政治资本,从一位知县逐渐升迁至广西巡抚,擢云贵总督。张凯嵩一生先后两次服官云南,第二次云南巡抚之任,正值中法交战正酣,临危受命。《抚滇奏疏》四卷,系张氏云南巡抚任内的从政记录,清光绪刻本,收录奏折五十四道,约三万八千字。书中披露了一些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过程,呈现清中枢机关乃至于皇帝与地方督抚之间的信息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记录任期内云南省的政情民生和中法战争及英缅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民政、民变等多个主题,内容广泛而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刘咸炘对近代疑古思潮的回应及其古史考辨的特点

刘咸炘继承考信求实的传统,又受民俗学影响,关注史事传说的传播衍化,与近代疑古思潮产生了交集。但他的精气鬼神信仰与富于进化色彩的近代神话观念相冲突;他区分史流、小说,强调古史简册与儒家经典一脉相承、理性征实的特质,淡化了儒家重塑古史的问题;他采用传统的理性化思路解释远古传说,带有较强的保守倾向。他在古史研究领域有选择地吸收考古学、民族学成果,借以维护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未能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互证的研究方法。

明儒张志淳绘画艺术之成就

张志淳(1458—1538年),明朝云南金齿卫(治所位于今保山市)人~①,字进之,自号南园野人~②,明成化庚子科(1480年)举人,登甲辰(1484年)进士~③,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致仕归。功业风节,为时崇尚。晚岁著书自娱,其著作《南园漫录》为《四库全书》收录,《永昌二芳记》为《四库全书》存目;明代云南文人著作收入《四库全书》者,盖张志淳为最。他另有《南园续录》十卷~④、《谥法》二卷⑤、《西铭通》~⑥、《南园集》~⑦等著作。史称其'学行两全,名实并懋'~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