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推进云南边疆治理

统一战线和国家治理,都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二者有相同的内涵和共同的目标。统一战线具备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组织优势,决定了它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短板和难点。当前,云南在推进边疆治理的进程中,面临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育不足、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等一系列难题。破解这些难题,正是统一战线的优势所在,也是统一战线服务边疆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以制度机制的完善为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着力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制度机制的重点是边疆治理与统一战线工作协同机制,包括党领导边疆治理和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机制、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思想引领机制、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民主协商机制。

云南生物多样性法治保护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对生物多样性法治保护应着眼于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维度。在法规制定方面,云南省制定了全国首部“指引型”保护条例,进而建成“指引型条例+种类型条例+区域型条例”三位一体的综合立法体系。通过对纲要的落实,云南省形成“三屏两带一区多点”的生态保护格局以及“一湖一条例”的立法保护格局。对于生物多样性法治保护,目前存在保护手段缺乏灵活性、立法框架缺乏体系性、对基因与物种数据的保护缺乏强制性等问题。对此,可提供以下解决路径:一是提高保护手段的灵活性,形成“因地制宜”的立法思路;二是加强立法框架的体系性,完善“圈化保护”的立法框架;三是增强数据保护的强制性,实现“库化保护”的基础布局。

公正视角下我国能源转型的法律保障

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血液,世界各国一直以来都把能源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在可持续发展时代,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转型不仅肩负着增加能源供给、改善能源质量的发展任务,也承载着减缓全球变暖、解决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使命。然而,随着第三次能源转型的深入推进,社会不公正现象频频发生。实际上,不公正的能源转型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还会消极地反作用于能源转型的推进效率。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亟需将能源公正纳入能源转型的法律规制体系当中,以造福人民为根本目的,构建出具有公正性、包容性的能源转型法律保障制度体系,矫正能源转型不公正,维护人民发展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所引发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阐述了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改革中出现的消费税税收征管难度加大、税收与税源发生背离、税率配套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健全税源征管制度、建立线上交易收货地征税标准、保持税负水平不变而下调消费税法定税率、坚持价外税模式并建立价税分离显示制度等改革措施。

论审计在企业合规中的作用

企业合规是国家对企业治理方式优化的创造性探索。将审计与企业合规实践相结合,可充分发挥审计的积极作用,加快企业合规建设步伐,促进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但是审计应用于企业合规实践过程中面临多个问题的挑战:审计与企业刑事合规标准契合偏差;内部审计资源匮乏;审计实效无法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优化进路:通过审计建立清晰的企业刑事合规标准,提高审计评估企业合规效果的准确性;强化企业内部审计多元投入,助推企业行政合规以及民营企业自主合规目标实现;提升审计嵌入实效,促进对外投资领域企业合规的实质化。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物业纠纷中物业企业的法律义务分析

物业纠纷是社区纠纷的一部分,物业纠纷的化解对社区治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由于物业企业未明晰自身法律地位,未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导致物业纠纷频发。传统的诉讼途径化解效果不佳以及现行法律规定的物业企业的法律义务不足的现象预示着应当从物业纠纷诉源前端去预防物业纠纷。因此,本文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数据,从诉源治理角度出发,提出物业企业应履行物业纠纷预防与及时化解的法律义务,以期实现物业纠纷数量减少的效果。

RCEP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投资合作是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之一,RCEP协议的签署能够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合作。进一步聚焦RCEP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国别情况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收集数据资料,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发现,在典型案例中,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分布不平衡,但空间上的阶段演化没有大的改变,地理集中指数变化不大。为深化我国对外投资合作,进一步推动跨国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未来还需要从及时调整投资合作内容、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积极引导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新兴科技的法律挑战研究——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切入点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把人工智能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系统布局,同时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亟须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人工智能的热点效应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派生讨论,学者们的讨论可以归于三类问题: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其行为的法律定性、因其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分配[1],这些问题分别对应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的法律主体、权利、责任制度。不少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然引发现行法律理论、法律制度的重大变化,因此需要作出前瞻性立法,但仅尝试在特定领域谋划相应的制度设计而没有作出宏观性的考量是不够的,尤其是没有将新兴科技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做整合型思考,极易得出亟需作前瞻性立法的结论。对目前人工智能法律研究进行概括性总结,思考新兴科技是否必然“挑战”现行法律制度并试图回答。

论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国际化改革——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目标视角

在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背景下,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根本目标,以国际化为基本方向。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树立支持仲裁的理念,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放宽仲裁协议效力及其法律适用限制,强化司法支持弱化司法监督;应当彰显契约化民间化理念,突出涉外仲裁的契约性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遵循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既保障公正又提高效率;应当坚持自治与干预结合原则,赋予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权,仅在维护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方面进行司法干预。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的扩张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近几十年来,在主要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所在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先前不可仲裁的某些争议逐步变得可以仲裁,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究其原因,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拓展是内因,国际商事仲裁的竞争优势是外因,国家支持仲裁是推力,域外立法影响是引力。可仲裁事项扩张具有辩证效应,可能侵蚀国家司法主权,损害国家公共政策,减损裁决合法性,降低争议处理结果的确定性。我国《仲裁法》修订,可适度扩大涉外和国际仲裁可仲裁事项的范围,但应坚守不可仲裁事项的边际,强化对涉及强行法适用和公共政策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美国经济制裁缅甸背景下中资企业的风险与应对

自1998年缅甸发生“8888事件”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对缅甸长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制裁政策。美国通过实施一系列制裁法案与多种经济制裁手段,不仅对缅甸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还损害了缅甸投资贸易合作伙伴的利益。我国企业需要充分了解美国经济制裁对其在缅投资利益的相关风险,采取包括对交易对手进行合规审查、建立制裁风险合规管理体系、运用我国法律法规维权等措施,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或降低制裁带来的伤害,合理合法地维护投资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

城乡两居与合一: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代际关系与养老安排

本文择取以家庭为单位的视角,将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置于代际关系和动态的家庭生命周期中加以理解。研究发现,农民的养老安排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在代际分居、儿女有别的原则下,分居城乡两地的父子两代人的小家庭构成了合一的整体,协作经营着维持生计、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的任务;第二,农民步入老年可分为能通过劳动挣取相对可观收入、能独立生活、不再能独立生活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居住与生活安排;第三,老年人在城乡间的流动是双向的,居住模式也是多元而弹性的。如何在城乡融合的视野下,发挥村庄的养老功能,以及通过养老保险为陷入困境的高龄老人提供“托底”的养老保障,或许应该成为未来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内容。

城市单身青年恋综“上头”的逻辑与影响

恋综“上头”现象既是当下城市单身青年情感满足的代偿机制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也折射出青年人对理想化恋爱关系模式的渴望。恋综节目之所以能吸引青年人,深层逻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了在亲密关系理性化的背景下青年人期待理想化情感的需求,为青年人提供了情感代偿的体验;二是通过强化暂时性的脱嵌体验、模糊虚拟与真实的边界,让青年人获得主位控制感和实践感。对于青年人的现实婚恋实践来说,恋综“上头”既是一种情感赋能,又是一种现实消解的力量,需要个人、媒介和国家各个层面的对话、反思和责任担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传播的创新法则、发展困境与提升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短视频传播不同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它创建了自身的创新法则,比如使非遗短视频呈现细节化,通过短视频的智能算法提升内容与用户的适配程度,通过短视频的视听内容构建“环世界”,助力非遗传播。然而,非遗短视频传播仍然存在“速度政权”支配、非遗传承人认知水平有限和传播内容无体系等问题,可分别从提高用户媒介素养、提升非遗传承人素质和加强平台系统性建设等方面展开探索,最终提升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监察对象应然范围的理论逻辑与识别路径

对国家监察对象的范围界定是监察法治运行体系的实践基础。一方面,传统的监察对象认定方案尚不能满足识别准确性、覆盖全面性与操作有效性等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实施条例》对监察对象的细化也引领着学理观点的适时修正。上述两点原因是“后监察法”时代中再论监察对象应然范围的现实基础。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建构需要对《监察法》的规范文本进行再解读,明确总则“公职人员”与分则“公职人员”“有关人员”各自的实质内涵。同时应确立“行为属性”的唯一内核地位,摒弃“身份属性”对认定监察对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基于对《监察法》及《实施条例》的规范分析,监察对象的界定应采取“管理职能权利来源的国家代表性”标准。“管理职能”“权力来源”与“国家代表性”分别对应着“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方式、法律评价与本质特征3个方面,是对“行使公权力”这一实质标准的具体化。不同法域下监察对象的身份衔接存在识别过程与转换适用两个环节,对此应树立不同的处理思路以促进监察法与其他法律体系的融贯与协调。

企业合规不起诉“双轨制”模式之提倡

随着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逐渐推向全国,需要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路径推进方式(模式选择)作出回应。检视域外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实施的现状,可以提炼出“检察官自由裁量模式”和“司法审查模式”两种路径。然而基于以下考量,我国难以直接借鉴:一是单位归责模式的不同;二是检察机关权力职能的差别;三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限制;四是“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原则与我国实践不符。我国理论界目前存在“合规检察建议说”和“附条件不起诉说”两种观点,两种模式都是我国司法实践的有益探索,然而“单一制”模式又面临诸多的制度困境和现实难题,难以承载起预防犯罪和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双重使命。检察建议模式与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并存发展的“双轨制”模式具有必要性基础、正当性基础以及现实性基础,因而可以推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长远发展。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云南省试点地区的考察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方式,对保障宅基地制度的长稳运行,满足集体组织成员的宅基地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云南省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基于三个典型试点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模式对比研究,并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闲置宅基地治理动力不足、闲置宅基地有偿退出缺乏资金及退出之后二次闲置等问题为导向,提出多举措激活闲置宅基地治理动力、完善闲置宅基地治理资金来源机制和多途径利用实现闲置宅基地可持续发展。

“东盟方式”在缅甸政治危机中的突破及其限度

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季等政府领导人而引发了缅甸国内政治危机。此次政治危机严重阻碍了缅甸民主化与民族和解进程。在解决缅甸政治危机过程中,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的东盟就缅甸政治危机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斡旋。由于缅甸在“五点共识”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东盟决定不邀请敏昂莱参加东盟峰会。东盟对缅举动突破了“东盟方式”中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迫于东盟和国际社会的压力,缅甸释放政治犯以示让步。尽管东盟对缅甸只是进行了有限干涉,而缅甸也仅做了有限让步,双方并未完全突破各自的政治底线,但预示着东盟会因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外溢而采取有限介入,并反映了随着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发展,“东盟方式”也在逐渐地调适与改变。因此对今后东盟处理内部问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尽管如此,缅甸政治危机的最终解决仍掌握在缅甸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