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工商银行商业化的思考

在我国,专业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尚需一个过程。况且,贫困地区的工商银行在商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更为突出,步履艰难。因此,面对转机的必然性和复杂现实,欲求一帆风顺实现目标的想法太不切合实际,亦不能视其艰难而畏缩或无所作为。笔者认为,近期贫困地区工商银行商业化至少应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方能为大跨度的转轨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于工效挂钩的理论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在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很多企业工资总额的调控模式,其中工效挂钩则是较为有效的调控模式之一。本文拟对工效挂钩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些探讨。一、工效挂钩中“效”的含义工效挂钩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计量公式来表达,而正确理解工效挂钩中“效”的含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工效挂钩的计量公式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了解和把握工效挂钩中“效”

委托贷款对信贷规模的挑战及对策

委托贷款,是信托企业按信托人指定的对象、范围和用途等发放贷款的业务。发展委托贷款的业务对促进财政和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无偿资金供给制变为有偿借贷制,以及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资金拆借中的误区及对策

一、资金拆借中的误区1.为拆出而拆入.今年以来,在某些不正常因素的影响下,不少专业银行基层行处对资金拆借特别感兴趣.有资金剩余的行处,在可以拆出资金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地拆入资金并随之拆给他行;没有剩余资金的行处,也想方设法拆入资金后再拆出,以获取“劳务费”或“手续费”收入.专业银行基层行处信贷资金拆入再拆出的行为,形成了银行内部的信贷资金循环圈.这一循环圈越大。

两极分化定量分析问题初探

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否产生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程度怎样?两极分化运行性态如何?以往人们大多只是根据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情况来进行定性判断,没有作出定量判断,既缺乏科学性,又缺乏判断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其判断结果的可信度极低。近几年来,社会上通用的方法是对比较富有的与较贫困的20％家庭的差距,来判断是否产生了两极分化。我国许多社会调查机构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然而,由于较富有不等于极富有或较贫困不等于极贫困,两极分化不是较富有与较贫困成员收入之差距,且极富有人员与极贫穷人口在数量上往往是不相等的,因而20％定量分析法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两极分化的内涵与外延。本文拟就两极分化及其运行性态的定量分析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求教于各界同仁。

简析资金潜力

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资金,任何劳动成果的获得都需要资金的垫付。当前我国经济建设正需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来源不外乎:一是增发货币,二是向社会上筹集闲散资金;三是挖掘企业内部的资金潜力。下面仅就资金与劳动成果的变化关系,对资金的潜力作一点分析。这里所说的资金是指垫付于生产或流通领域的资金。劳动成果是指在单位资金内创造或实现商品的价值量。垫付的资金与劳动成果构成互逆关系,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对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形式的一种新构想

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这已为众多的实践所证实。目前主要有工资总额与上交税利挂钩;工资总额与上交税利、同行业人均税利或资金税利率挂钩;工资总额与利润总额挂钩;工资总额与产值或销售额挂钩等形式。本文的任务不在于评价这些挂钩形式,而在于推出一种新的挂钩形式,以供大家讨论或参考。

试论资金的空间效益

资金效益是指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增殖量与资金占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资金占用量尤其是资金增殖量与资金的运动密切相关,因而资金效益与资金运动息息相关。既然资金是运动着的,就必定存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因素;既然资金效益与资金运动息息相关,那么,资金效益高低就不能不与资金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荒诞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第91页)资金的时间效益就是指一定时间内所表现的资金增殖量与资金占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资金的空间效益就是指在一定空间内所表现的资金增殖量与资金占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资金的时间效益与资金的空间效益是同一资金运动结果的两种表现形式。

语言表达 务求准确

准确表达语言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目前有些文章上对现金投放(回笼)变化情况的语言表达却不够准确,如:某县去年净投放现金110万元,而今年回笼了290万元,说是比上年多回笼400万元。又如该县去年上半年是回笼现金80万元,而今年同期是投放120万元,说是比上年多投放200万元。上述两例,基期是“净投放”,本期比基期怎会变成“多回笼”呢?同样,基期是“净回笼”,本期比基期怎会变成“多投放”呢?

对“倍界累进法计算利税工资”的修正——与祝匡骅等同志商榷

《浙江经济》1990年第2期刊登了祝匡骅等三位同志所写的"对用倍界累进法计算利税工资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祝文),读后颇受启发,但也感到有几个问题尚需商榷。一、关于累进界线的选择问题祝文将利税超一倍(即超过基数并达到超一倍)定为累进界线,其理由是"当利税达到基数一倍的时候,要再往上超额,因经营难度增加,生产经营者也必须付出超额劳动。为了鼓励这种超量界的利税增长幅度的实现,必须对劳动报酬作出优厚的规定。" 笔者以为,将利税超过基础一倍定为累进界线是欠妥的。主要理由有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