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五邑侨乡丧葬习俗革新探析

民国时期五邑侨乡社会针对以往丧葬习俗中的迷信色彩浓厚、坟山纠纷激烈、停棺久丧厚葬等陋习,积极进行丧葬习俗革新。移风易俗举措包括批判旧式丧礼、破除丧葬风水迷信以及建立新式公墓、义坟等,使五邑侨乡逐步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式丧葬习俗,有助于建设文明进步的侨乡社会风气。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自觉与自信:近现代侨乡民众的“现代化”观念

在近现代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中,侨乡民众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观念,尊崇历史、对标世界、追求文明、向往科技、维护集体、富强家国等认知意识,透过乡村建设文献和建筑装饰得以记录和表达;乡村制度和村落场景化的建构,贴近基层民众的生活实践,并影响其思想、行为、价值取向和现代化探索实践,凝聚了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大变局环境下中国乡村发展前景的基本认知和态度。这是不同于社会上层的基层民众对现代化的选择和反应,传统文化的浸润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之坚守与吸纳并存,彰显了侨乡民众朴素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民国时期江门五邑侨刊中的归侨群体研究

归侨是民国时期侨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种特殊主要基于他们曾经出国而后又回归侨乡的经历;来源于政府对这个群体的界定,对于这个群体与侨乡一般民众的制度性的区别对待,以及侨乡民间给这个群体所贴上的标签。侨刊以种种形式,记录了归侨群体在侨乡中的特殊性。侨刊是以海外华侨为受众的信息传播媒介,它们极尽所能地报道归侨在侨乡中的各种际遇,使得侨刊中归侨的经历、形象极其多样化。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丁龙故事的文学化建构——丁龙研究之二

20世纪后半期,华人世界中流传着的丁龙(Dean Lung)故事逐渐脱离以往卡朋蒂埃人生传奇叙事的束缚,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丁龙叙事,以突出和强化丁龙作为公益慈善捐赠者的形象。捐赠者、捐赠动机、以丁龙名字来命名的缘由等关键情节被一再地修改、润色和重构,使整个故事变得既生动逼真又合情合理,以增强其文学性、可读性与趣味性,并承载着不同建构者所赋予的特定时代意蕴。与此同时,英文世界在继承原有早期丁龙象形建构成果基础上,也逐渐吸收了华人世界文化建构的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丁龙故事的文学化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侨乡建设

论文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侨乡建设的成就及未来侨乡建设面临的新使命,从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角度思考了侨乡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侨乡建设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侨乡的形成、发展与形态转变,是现代化在中国乡村实践的一种类型。中国的侨乡建设具有显著的阶段性表征,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缩影。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是包括侨乡在内的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使命。

乡愁叙事视角下的文化认同表达——以江门华侨建筑遗产为例

江门华侨建筑遗产承载着丰厚的侨胞乡愁。通过对华侨建筑遗产的文化符号、根亲纽带和建筑互鉴的系统梳理,发掘建筑遗产表达的整体性乡愁叙事,可以展现当代江门华侨乡愁文化场景的价值与意义。江门华侨建筑遗产作为有形的原乡资源不断唤起、定位和编码海外侨胞对家乡的家族记忆、乡愁伦理和文化认同。海外侨胞将特有的家族记忆植根于蕴含侨乡文化元素的有形建筑空间,体现出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彰显着新时代华侨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江门侨居兴建、装饰风格与文化认同

百年江门的侨居装饰风格,是爱国华侨将时代剧变融合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写实艺术。修复华侨建筑遗产是侨后代基于祖先根基记忆、宗族荣耀和当代价值观念,对祖居的历史情感延续。侨居装饰风格所彰显的祖籍地文化底色体现在侨居建筑艺术的:“破立之变”“中西融合之变”和“修复延续之变”。百年侨居装饰不仅投射出华侨家族荣辱,而且包含着侨胞的国家认同、宗亲、祭祀、建筑艺术语言等“根基记忆”。其中的侨居纹样内涵、壁画图史互文关系、灯影花纹样美学和门对内容演变等时代信息,可揭示在近代民权意识和文化启蒙背景下,华南传统民俗与欧美文化融合的流变过程和文化隐喻。百年侨居装饰风格之变表达的是归来的侨胞跨越了“侨乡-外国”生活场域而对根基文化的坚守和对异国文化的融汇,进而阐释中华文化在推陈出新中的凝聚力历史图景。

四邑侨乡社会交通近代化与市镇化初探

近代以来,随着海外华侨纷纷汇款返乡,巨额侨汇不断地涌入四邑侨乡社会。在华侨、归侨和其他地方精英的共同参与和主导下,许多侨汇转化为商业资本,投资于侨乡社会的交通事业。这既直接推动了四邑侨乡社会的交通近代化,也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侨乡社会市镇化的兴起及其空间布局。

通识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探索——以《侨乡文化通论》课为例

五邑大学通识核心课程《侨乡文化通论》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家国情怀、文明互鉴为价值引领,服务于学校"大思政"育人格局,既落实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又打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典型。

教育、性别与侨乡社会——以20世纪早期广东台山女子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该文从教育、性别与侨乡社会的关系切入,考察20世纪早期女子教育在广东台山侨乡这一具体地域文化中实践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随着台山地方社会经济演变,华侨家庭需要女性接受新式教育,海内外乡亲的社会动员是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华侨捐赠办学的侨汇是女校得以维系的独特资源,女学生培养目标围绕侨乡经济结构和家庭生活的特点而展开。从台山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可见,女子教育不仅是新思潮、新学制影响的结果,而且是在乡土社会本身发生重大变化的情景中得以实践。

地方立法与保护民间记忆遗产——以《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为例

记忆遗产在传承地域、族群、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书写时代的民众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包括侨批在内的大量重要民间记忆遗产,因其保藏生态环境的脆弱,亟需立法保护。2018年1月,国内首部保护民间记忆遗产的地方法规《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颁布,并于3月起正式实施。通过分析立法过程中对于其可行性与必要性、立法重点难点的考量和把握,探究立法效果,揭示此一立法实践对其他重要民间记忆遗产的保护借鉴和启示意义。

女真后裔完颜氏的文化身份重构和当代价值

本研究通过对关陇地区女真后裔完颜氏的身份、遗产和传统的考察,深入分析女真后裔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再现的历史(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和现世的语境(present context),以建构被筛选的记忆实践。揭示出对重要历史片段的重构是女真后裔用来凝聚、区分并强化其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完颜氏后裔利用自己“女真”或者满族身份碎片化记忆的建构,成为完颜氏后裔日后对“女真”(满族)身份诉求日渐强烈的铺垫,具有政治元素的记忆携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并且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独特优势的社会基础。古老的女真人并未消失,他们一直存在,并且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

早期美国报刊中的“Dean Lung”(丁龙)形象建构

美国早期报刊在关于丁龙的相关报道中,先后为丁龙建构出了四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卑微的无足轻重的美国富翁家的华人男仆;一位神秘的东方哲人;一个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者;一位受人敬重的仆人。这些“丁龙形象”的建构既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又与早期报刊本身的媒体属性密切相关。这些要素应当成为今后学者利用美国早期报刊作为文献史料,深入开展丁龙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宋代溽洲“广海说”考释

关于宋代《萍洲可谈》中“溽洲”的史地考证,中外学者从地理环境、贸易海港、水路里程、地名对音与古籍文献记载等角度进行不少研究,对其具体地点,主要存在三种学术观点:一是以罗香林为代表的溽洲“屯门说”(具体又分为“担竿洲说”与“老万山水域说”)。

从“盗寇之区”到“贸易之岛”——早期中西文献中的“上川印象”

上川岛,历史上是一个远离大陆、偏安一隅的天涯荒岛,被视为化外之地。随着明清时期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扩张,有关上川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文献记载也逐渐增多。这些历史文献为人们描绘出了一幅从“盗寇之区”到“贸易之岛”的“上川印象”。其既反映出了王朝国家的统治权力逐渐向海岛边疆的渗透与扩张,又折射出早期中葡贸易的困境与变通之法。

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信息安全教学改革探究

当今大数据时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信息交互愈加频繁,随之而产生的信息安全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高校为了适应社会的高速发展,培养合格的信息安全人才,相继开展了信息安全相关课程教学。该文通过分析新形势下信息安全高校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合理规划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校企合作共同育人以及注重学生道德培养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国家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企业输送合格的信息安全人才。

晚清时期北美华侨的金融意识及其活动探析

近代北美华侨的移民动机和过程与其金融意识密不可分。现代金融业发源于欧美,近代来自广东四邑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北美华侨在其海外收入的存储、汇兑、投资过程中,较早地与侨居国的现代金融机构发生联系,由此培育出一批熟悉西方金融和市场经济运作的人才,对本民族现代金融和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关陇民歌春官说诗的当代流变

在“民俗主义”的启发下,探讨春官说诗“朝向当下”的文化表相,分析人群实践背后深层次的信仰传承、社会结构和文化意涵。揭示从传统民俗到当代民俗的变迁路径背后,历时积累的道教民间信仰力量是春官诗创作原动力的事实本相,进而巩固社会现实,不断强化社会意义。春官说诗的当代文化价值和意义:春官表演实践展演是文化符号集合扩大的文本,人们根据这些具有当下社会意义的符号形成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由此,新民俗不断重组变异、循环转化。

侨汇安全、汇兑成本与金融信用--战后华南侨乡官方侨汇信用体系的重建与崩溃

为杜绝既往侨汇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流弊,战后,华南侨乡官方侨汇机构试图采取武装护汇、定点取款、凭保取款、预存印鉴、三家联保、取消邮政委托代理、从严设立代理处等一系列措施来建构新的官方侨汇信用体系,以防控和化解各类风险,确保侨汇安全,维护侨汇信用。然而,这些措施导致侨乡民众领汇的手续繁难,增加了隐性汇兑成本,损害了侨乡民众的经济利益,引起华南侨乡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弹。侨汇逃港成为可供华南侨乡民众选择的与之博弈的有力经济手段。随着内战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导致战后新建的官方侨汇信用体系的瓦解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