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1948 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 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

中国史学现代脚注之确立:以《历史研究》与《文史哲》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系列史学新刊物的出现,如《历史教学》《文史哲》《历史研究》等等,现代学术规范逐渐确立,其中也包括作为现代学术主要特点的脚注。尽管1950年代初这些刊物都采用直排形式,作者们多使用尾注或文中夹注,但1954年以后逐渐使用“直排脚注”。《文史哲》1955年率先使用了横排并确立了脚注的格式,《历史研究》等刊物也在1956年根据文化部对出版物标准的指示改为横排,从而奠定了现代脚注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采用现代注释格式方面起了标杆作用,这主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取得史学界指导思想,使得史家开始重视规范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著作,强调其经典性、权威性。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史学交流加强了对现代史学规范的重视。

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

动物史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史学新领域,被认为是新文化史出现之后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史学史学者将其看作历史学上的"动物转向",动物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成为被关注的重点,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被不断彰显。动物史认为人和动物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也共享自然和社会空间。动物史的起源和发展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即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延伸,也有深受左翼社会思潮和运动影响的外缘因素,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以及随之兴起的左翼批判理论在动物史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历史学的"动物转向"对于去人类中心主义意义重大,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的新路径。

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了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翦伯赞、周一良两先生参加。这是冷战开始之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第一次与西方学者直接接触。翦伯赞不仅与秦瑞、谢诺等西欧共产主义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也对牟复礼等与会的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等问题。中国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人口问题。西方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将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坚决反击。揭示莱顿汉学会议作为冷战后东西方学者第一次实际接触的重要性,可以为了解冷战学术史上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鲜明的个案研究。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

陈寅恪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一文,尽管常被学界引用,但此文言简意赅,实值得仔细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将清华从一所民国初年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一所国立大学,学校的制度和学科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陈寅恪此文正反映了这一变革过程中对中国学术的反思和对清华发展的总结与期待。一方面,陈寅恪在到清华任教多年之后,其背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他非常看重民族与学术的独立;另一方面,他又不忘以他在海外游学多年的观察来评判中国学术过去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中所存在的得失,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看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脚注传统之演进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不仅有西文期刊出版,也有中文期刊出版,但西文期刊一般都按照当时欧美学界惯例使用脚注传统,尽管并非每篇论文都如此。然而现代史学的脚注传统并非一开始就随着新史学出现而被中国史学界接受,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史学刊物,但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论文写作和发表格式,各种刊物在学术规范方面自行其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创刊时,尽管是横排出版,对脚注规范并不措意。语言学和考古学学者看起来更早接受脚注使用规范,因为语言学和考古学乃是域外输入的新学问。而史学因为历史悠久,反而接受脚注传统更缓慢。不过,到30年代越来越多有海外游学经验的年轻学者使用脚注规范。日本学者虽然早在19世纪末在欧美发表论著时已经接受当时流行的脚注,但在日本本土仍然因为使用直排印刷的缘故并未普遍接受脚注,也是到30年代才逐渐改变。而脚注作为外来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逐渐进入各种英华或华英辞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