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受到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出现世俗化以及政教分离思潮的刺激,新教传教士对于中国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关注。在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有不少对中国的'政权宗教'(the state religion)的讨论,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大约是受到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出现世俗化以及政教分离思潮的刺激,新教传教士对于中国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关注。在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有不少对中国的'政权宗教'(the state religion)的讨论,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在中国重新发现一个新的宗教现象。这些传教士对于这一新宗教的讨论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更为古老的以祭拜上帝为主要特征的“ 政权宗教”,由皇帝、大臣等统治阶级实施;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儒教便是中国的古代“ 政权”宗教.展开更多
文摘大约是受到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出现世俗化以及政教分离思潮的刺激,新教传教士对于中国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关注。在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有不少对中国的'政权宗教'(the state religion)的讨论,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在中国重新发现一个新的宗教现象。这些传教士对于这一新宗教的讨论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更为古老的以祭拜上帝为主要特征的“ 政权宗教”,由皇帝、大臣等统治阶级实施;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儒教便是中国的古代“ 政权”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