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复议终局裁决

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决定等复议机关终局裁决行为近年饱受各方争议。行政复议终局裁决在我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完全的”行政复议终局裁决、单行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终局裁决、增减变化的行政复议终局裁决以及现行“2+N种+X项”模式。然而,均存在专业性技术壁垒并不存在、纠纷化解功能尚未实现、司法最终救济不可偏废的理论难题。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终局裁决需要“内外兼修”:在行政复议终局裁决内,采取“不增设——要废除——改解释——暂保留”的多元化技术路径;在行政复议终局裁决外,实现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体制机制的科学衔接。

民事抑或行政诉讼:进退维谷间的PPP协议纠纷

PPP协议区别于传统民商事合同和行政协议,系双重混合合同:在物理形态上,PPP协议囊括PPP项目实施中多种合同,具有合同群的属性;在法律关系上,PPP协议所涉法律关系既包括民商事法律关系也包括行政法律关系。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以往采用“协议整体公私法属性决定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逻辑,建构了“协议性质—纠纷解决机制”的解纷模式,却忽视了PPP协议中公私法纠纷交错且存在实体难分和程序难分两种形态的核心特征。PPP协议纠纷诉讼模式的选择应聚焦于公私法交融的协议纠纷本质,构筑“公私法纠纷—公私法解纷”的框架模式,择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以融合的方式一并解决PPP协议争议,并以此为基础,配套建构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前置模式,探索PPP协议仲裁模式,建立起体系化、系统性的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

国际法庭秩序下恶意诉讼制度的主要规定

恶意诉讼在国内法中拥有相对完善的规制机制,但在国际法中的规制规则并不统一,适用上也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目前,国际法上的恶意诉讼主要体现在国际公法和投资仲裁法律规范之中。欧洲国际人权法庭提出了"四项"认定标准,联合国国际法院以"管辖权"问题规避对"恶意诉讼"的径直审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4条虽然对恶意诉讼作出了规定,但国际海洋法法院至今还未援引此条进行仲裁。针对国际投资领域的恶意诉讼,《ICSID仲裁规则》41(5)条以"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作为驳回恶意诉讼的法定条件,生效至今适用了九次,积累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认定规则,并在今后将其适用性进行拓展,探索非ICSID规则下运用"恶意诉讼"的规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