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与企业战略机遇——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未来30年乡村振兴是中国的“头号政治任务”,各行各业各部门必须要有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企业必须充分理解乡村振兴在国家战略中的高度。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扶贫产业项目应整合各类资源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只有贫困户靠合理利用各类资源和自己的努力稳定创收,贫困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各地扶贫产业发展模式有何特点及问题?未来如何形成长效机制,让贫困户真正融入产业链条?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挑战与政策展望

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五个阶段特征,概述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措施,从最初的产业、教育、移民搬迁拓展至包括社会保障、健康、生态等在内的综合扶贫措施,并分析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实践困境。研究认为,经济新常态为精准扶贫带来了外部挑战,机制不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以及精准识别与帮扶的实践困境制约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通过强化资金投入机制、基层治理能力和群众受益机制来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是未来推进扶贫工作的必要选择。

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落实研究——基于宁夏的调研

扶贫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宁夏扶贫小额信贷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当前金融扶贫工作和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出总体评价。研究发现,当前扶贫小额信贷主要存在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片面要求提高覆盖率和新增贷款投放量可能会存在较大的风险承贷主体和资金使用主体不一致、贫困人口在建档立卡系统中的"进进出出"、宣传不够到位等问题。基于此,建议从将金融扶贫工作融入宏观金融政策体系、多种渠道降低金融扶贫成本、建立有效的政府增信机制、加大金融扶贫基础工作力度、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金融业务、鼓励支持和引导合作性金融政策发展、尽快落实尽职免责制度、设计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将金融扶贫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等角度入手进一步落实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政策。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经验:基于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历史考察

中国大规模减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各时期贫困状况和国家可支配资源能力,中国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不断调整以适应现实需求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历程大致分为保障生存阶段、体制改革阶段、解决温饱阶段、巩固温饱阶段、全面小康阶段五个阶段,各个不同阶段的扶贫战略和政策变化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60多年的扶贫战略和政策演变表明,稳中有进的宏观战略、由粗转精的瞄准政策、更加高效的资源传递、组合多样的扶持政策及更加多元的治理方式是中国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宝贵经验。

如何提高金融扶贫质量:基于贫困村互助资金收入效应的经验研究

扶贫贴息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两种依托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扶贫政策存在市场化运营与扶贫政治任务下公益性目标之间的矛盾。贫困村互助资金作为非正规金融扶贫的一种重要创新形式,根植于贫困村,实行民有、民用、民管、民享,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与门槛,并且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特征,通过合作金融形式降低了违约风险,在长期存续、帮助农户稳定脱贫增收方面具有重要优势。利用5省10县1082户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互助资金的收入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使用互助资金显著增加了贫困村农户家庭收入,虽然随着互助资金滚动使用,这种促增效应有所减弱,但扶贫效果依然显著。进一步从影响渠道来看,互助资金主要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投入、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和促进非农就业转移三个渠道帮助农户增收,通过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增收,真正实现了金融扶贫质量提高。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乡村振兴视角下“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发展旅游产业在各地减贫事业中正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旅游产业对于精准扶贫的促进有其独到的作用,促进“旅游+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正成为各地建设旅游产业时所聚焦的核心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主要实现途径"五个一批"工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有效识别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特征既是贫困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扶贫实践中精准帮扶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识别方法欠缺和工作偏差问题,有效识别搬迁户成为现实难题。本文从家庭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三个维度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根据扶贫搬迁户的特征差异,将搬迁农户分为家庭保障型、环境生存型和自我发展型三个类型,利用8省16县2 185户已纳入搬迁计划的农户样本,检验了多维指标体系下的扶贫搬迁户的识别情况,并采用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指标对识别准确率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搬迁对象的识别存在一定比例的漏进,其中陕西、四川和云南三省搬迁农户的识别漏进比率最高,漏进的类型主要是自我发展型;(2)学校可及性、集市可及性、地理条件、医院可及性、人均耕地面积是对准确识别搬迁户的贡献度最大的五项指标。(3)现行搬迁目标并非完全由于生态恶劣而"非搬不可",部分农户受制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不足而被纳入了搬迁群体。本文所构建的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既为提高扶贫搬迁的瞄准效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化的视角。相关研究结论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扶贫搬迁项目需要重视搬迁对象的识别工作,并注意在部分自然条件尚可的区域,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途径替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健康扶贫的作用机制、实施困境与政策选择

健康扶贫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举。文本在分析"因病致贫、返贫"发生机理和健康扶贫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梳理现有健康扶贫的主要措施,探析健康扶贫的实施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健康扶贫实施效果显著,但在实施中部分贫困地区还存在健康扶贫目标理念偏差、医疗保障水平过高、部分政策利用率较低、医疗机构过度治疗和部门机构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抑制健康扶贫的实施效果。可通过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工作、合理确定医疗保障水平、重视基层医疗人才培养、实施代帮代办、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和约束、完善健康扶贫部门之间的衔接机制等优化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

基于中西部8省(自治区)16县2 019户建档立卡搬迁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搬迁户生存环境较差,收入水平偏低,生产和生活不便且开发难度大,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因生存性困难或发展性困难而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92.67%,暂时不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7.33%。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强烈但仍有疑惑,且有部分搬迁支付意愿。现有政策能够基本满足人均住房面积的要求,但对后续政策的需求强烈。建议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工作,易地扶贫搬迁要根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搬迁方式需要符合贫困家庭的生计能力,在严格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住房建设,加强搬迁后的后续扶持政策。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志智双扶”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是脱贫攻坚"短板中的短板"。针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精神贫困和素质贫困凸显的特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应更加注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将脱贫攻坚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扶贫先扶志,针对民族地区部分贫困群众缺乏脱贫志气的问题,需在找准原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培育内生动力;扶贫必扶智,针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能力不足的问题,需从教育扶贫等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只有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才能持久,才能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关键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贵州考察期间提出了"六个精准"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关键内涵。

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5省10县准实验研究的DID分析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劳动力外流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文章从信贷约束缓解的视角出发,基于5省10县互助资金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1059个微观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资本替代劳动和提供隐性担保三个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互助资金政策的实施对贫困村劳动力外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②缓解农户的流动性约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向农户提供借款,使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了满足迁移成本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了向外流动。③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互助资金借款额度有限有关,无法满足农户机械化的资本需求。④为农户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提供隐性担保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为农户提供资金融通渠道,确保农户即使在外流失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向互助资金借贷平滑消费和缓解风险冲击。研究结论为探索农村金融供给能否成为进一步促进剩余贫困劳动力转移的契机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未来应继续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可持续性收益。

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多元逻辑、内容框架和有效进路

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构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洞察和梳理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转换逻辑和内容框架,对中国贫困治理模式和治理格局的前瞻性把握有重大意义。借鉴治理三要素,遵循“共同理解—制度结构—协同行动”的逻辑线索,致力于建构一个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和通用范式。首先,从贫困客体、治理战略、治贫行动者、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五方面厘清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然后,以现代化视角从八大维度分别细化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建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结构,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相匹配,与“两步走”战略同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适应,需要牢牢把握贫困标准体系建设、价值取向、驱动力变革、县域包容性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五个重点,从组织、制度、数智和人文“四治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助力形成更高质量和更具善能的“中国之治”。

探索贫困群体主动脱贫的中国路径 评《中国脱贫之路:基于贫困户的经济决策质量的分析》

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坚持不懈的反贫困实践,中国在2020年成功消除了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减贫规模和速度全球绝无仅有,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国内外研究者正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探究中国的脱贫之路。华中农业大学李志平副教授的力作《中国脱贫之路:基于贫困户的经济决策质量的分析》(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正是众多研究中的优秀著作之一。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确保稳定脱贫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只有贫困户靠合理利用各类资源和自己的努力稳定创收,贫困问题才能彻底解决。贫困户差异很大,能力不一,如何找到适合不同类型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是目前产业扶贫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实践来看,我国的产业扶贫主要有四种模式:生产带动模式是指位于产业链上下游的龙头企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或扩大产品销量,带动贫困户增加生产经营性收入的模式。

共享农庄:产业扶贫新模式

“共享农庄”新模式最大化地利用农村、农户的闲置资源,将农业与第三产业结合,让贫困户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共享农庄”中,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真正做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实现共建、共享、共同致富,已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新途径。

可持续减贫:创造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贫困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受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中国的贫困范围广、程度深,贫困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全社会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扶贫开发事业累计减少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达到70%以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从京东“跑步鸡”看农村电商扶贫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产业扶贫”的电商扶贫模式的应用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电商扶贫不仅要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更要促进当地特色产品的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线上和线下共同发展,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