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坚持因城施策 让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此次会议强调继续坚持因城施策。坚持因城施策可以切实落实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属地责任,让地方政府放开手脚、实事求是地解决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回应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可以将房地产市场发展与本地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相结合,让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此外,如何研究好当前及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新需求,提供品质优良、服务到位、配套齐全的好住房、好小区,这对习惯于建设图纸标准化的房企来讲是个重大的考验,也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空间所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研究

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对平稳实现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150多万条银行微观股票数据和财务数据,通过构建压力时期回归模型的客观方法获得系统性风险三因素权重,在同一框架下利用规模、杠杆、关联性3个因子测算了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系统3个层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性风险表现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受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波动影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因为自身问题而出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形。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系统重要性国家,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的银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国家层面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从风险驱动因素看,关联性因子是驱动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因子和杠杆因子。

40年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题演变——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人民日报》等报刊理论版文章的文献计量分析,回顾了4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题。研究发现,研究主题从1983—2002年“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向2003—2012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主题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2013—2022年)。研究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针对不同时期科技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理论探讨,履行了服务于党和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决策的战略性国家科技智库的使命。

再论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基于人民研究路径的分析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学术己任,系统反思“中国”作为方法论的意义与操作路径尤为必要。以中国作为方法论,不只是将中国作为研究的背景或研究的对象,更是作为提出命题、建构理论、选择方法、确定路径的前提和关键。以人民研究为例,可以呈现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路径,即,从探寻具有中国基因的鲜活概念开始,到“在田野”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再到“从田野见制度”的理论结构化全过程。

强化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论断,并且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指明了方向。立足新时代,加快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必然要求。

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

以10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量化分析了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以来的分类别、分阶段事件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人民币事件通过释放正向信号,会使上市公司股票产生超额收益,但总体事件的正向影响效应仅在三天以内的短窗口期显著;(2)按事件主体划分类别之后,整体公告类事件造成的股价异常波动要显著高于地方操作类事件,且影响周期更长;(3)以试点公开测试为节点划分阶段后,整体公告类事件在后一阶段对股价波动的影响更加显著,且效果呈递增趋势。稳健性检验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并进一步反映出数字人民币事件对不同类样本公司和在不同市场区间下的影响强度。在此基础上,从分类总结试点测试经验、打造市场化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和加强政策研究与评估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互联网使用是否助推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作为经济参与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对其自身福利水平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而互联网的使用又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风险金融市场和正规信贷市场两方面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经常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以及商业活动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而经常使用互联网娱乐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效应在城镇和高教育水平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和信息渠道效应助推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中国之治的逻辑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祁凡骅教授访谈

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祁凡骅教授的采访,明确了中国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党在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西方"选举型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须兼顾整体利益,同时长期执政,关注长远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是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动员和面向下一代的公共教育体系实现的。新时代领导干部管理将更加关注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和国际化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关键在于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赋予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更大的自主权,促进社会多元化发展,壮大企业家队伍,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在疫情期间创造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高度稳定的双奇迹,是基于四大原因:第一,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核心是党的领导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第二,人民至上,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第三,疫情防控尊重科学规律,赋予医学专家充分话语权。第四,共产党长期的执政地位赢得了民众信任。总的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特征,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大优势。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人民的全面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提出来的,是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问题,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与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是重要一环,待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市场建设,使多方主体形成可持续的联农带农机制。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下,农业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趋势都要求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近年来,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正经历深刻变化:合作主体由小农户为主的同类主体合作向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合作转变;合作内容由聚焦农产品营销为主向兼重产品销售与生产服务转变。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还应留意以下四点。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新发展阶段,寻求促进财富积累和缩小财富差距的有效路径,对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可以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财富水平、降低财富不平等。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最大,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影响次之,而使用互联网社交娱乐产生的影响最小;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家庭的收入和金融素养水平,进而提高家庭财富水平、降低财富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结构具有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金融资产占比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并且降低房产占比。这些发现为全面认识互联网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大国之城,大城之民:再论人民城市

人民城市建设是对城市治理如何实现人民更美好生活的回应,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城市的深刻体现。目前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从城市的公共价值、城市发展问题等进行了较系统论述,但结合城市中的人民属性对超大城市的复杂治理及如何回应人民需求做出清晰解释尚不充分。人民城市的建设与人民需求的回应在本质上与城市权利的分配有关。据此,基于城市权利理论可以理顺人民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人民性的认知,同时基于具体治理场景的分析也能够发现城市中人民的共有需求,即街头繁荣、烟火气息、线下欢聚,常人可达、情感共鸣。这五大需求的提出和实现,为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也可能让城市更贴近人民、更具有活力。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前景和路径

智慧养老产业因具有能够实现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减少和优化人力资源的使用、降低服务成本等特点,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已经由启蒙探索期进入成长期,智慧养老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种类不断丰富。然而,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策、人才、资金、标准、数据、产品、服务等多个要素。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既需要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也需要市场主体积极参与。

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研究

全球能源实力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促成全球能源形势的变化。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的战略框架包括:战略目标应从追求能源实力向能源多元权力转换,引领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使命应立足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推动能源革命;总体思路为建设覆盖全球的能源伙伴关系,构建国际能源新秩序;战略实施应通过能源外交和能源服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战略布局应以“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为合作重点,以构建中国独立自主的能源外交战略文化为战略核心。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已经进入崭新的阶段,若能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则可以全方位提升中国能源实力,进而在多方面构建中国的能源权力。

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教育推动机制研究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遇到的困难虽然有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等外在原因,但很大一部分问题如“收人太低、买不起房、生意不好做、难以找到稳定工作”,均和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有关。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的转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环节,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不仅受到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更与自身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畅通“博转硕”机制,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步伐

博士学位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也是很多学子心向往之的目标。为了方便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不少高校引入了硕博连读和直博生计划,符合特定条件的研究生可以免试攻读博士学位。此举不仅缩减了博士学习的周期,也让博士的培养模式更加灵活。然而,仍有一些博士生因某些原因无法完成博士学位,面临学业失败的风险。为应对此问题,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关键环节质量监控,完善分流选择机制,同时加大分流力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试行博士生分流制度,为博士生提供转为硕士的机会。

财富管理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路径

财富管理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对财富管理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探讨尚有不足。本文从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历史沿革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提出财富管理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即相对均衡的投资结构、长期回馈投资者的上市企业、以投资者利益为导向的产品营销和全面强化的法治监管。为我国实现财富管理市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实现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原则,以培育健康生态环境为支点,以金融科技为工具。

能人带动型合作社如何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基于三家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能人带动型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创新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三个能人带动型合作社的案例剖析表明,“能人”能够以出众的经营能力形成示范带动效应,以突出的企业家才能和雄厚的资本实力主导合作社发展。合作社作为农户联结主体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推动农户生产经营创新、农产品提质增效以及产业区域性集聚,作为经营主体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从而在产业规模化经营与三产融合方面有效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政策环境则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便利。应进一步推动合作社发展壮大,强化其社会化服务供给,并以高质量农产品生产为契机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也要警惕能人带动型合作社可能对小农户的利益侵害。

学术研讨与专题研究共推学科发展:2016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中国社会史学会《社会史研究通讯》第20期所载林旭鸣整理《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索引》显示,该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约1600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口述史以及会议与研究综述·书评等七大类。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就该年度的主要成绩与亮点所在发表看法,并希望能够以此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综合来看,2016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因应当今学术潮流的新成果有所涌现。如以"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三生"视野观察,关注生命与健康的医疗社会史、注重民生的生活史以及重视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著作面世。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更加重视人群的跨国流动、经贸关系与社会变化、文化涵化与社会融合等。在整体社会认识追求下,面向宏观的具体研究层出不缺,在具体问题探讨中,尽量将事物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中考察,已经成为共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不断引发学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的思考,有关的社会史研究持续不断。中国社会史研究尝试打开新视野,开拓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既有的"老问题"在"观念转化"下也显示出新貌,特别是在新资料不断出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的环境下得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