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新诗史应是一种“问题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洁宇教授访谈

新诗走过百年,如何评价新诗的整体成就?什么样的新诗史是理想的?当下的诗歌写作,如何解决"传统/现代"这个问题?为此,钟世华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洁宇教授,整理出访谈录,以飨读者。

文学与正义——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演讲

张承志称《心灵史》是自己最重要的一本"生命之作"。在出版了20余年之后,张承志对《心灵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订,并制成了精美的"珍藏纪念版"。其后又将"珍藏纪念版"《心灵史》所得的10万美元收益作为"天课"全数捐献给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及为难民提供土地和食物的穷苦农民。张承志的演讲回顾了自己从清华附中到乌珠穆沁草原再到黄土高原的人生历程,又细述了捐献巴勒斯坦难民之行中所经历的感动与震撼。从清华附中到巴勒斯坦,作为一名作家、知识分子的张承志越过"人心的死海",用属于他自己的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对于历史责任的反思与承担,对于人生价值的找寻与追求。

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劳动"是当代文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概念,黄子平的演讲从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引出了这一命题。通过对张爱玲的《秧歌》、赵树理的《登记》《"锻炼锻炼"》、张贤亮的《绿化树》以及革命京剧《海港》等文本的分析和解读,讨论了"因为他/她能劳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和"劳工神圣:主人公精神"这样三个话题,进而对蔡翔的观点进行了呼应与对话。同时借由诸多历史事实和重要文献,达到了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展现了"劳动"与"尊严"之间复杂的内在逻辑。即一方面,政权为了确保劳动者的"尊严",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但另一方面,这种"尊严"有时却又是很不可靠的——"劳动"还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和改造手段存在,劳动者也缺少闲暇时间、专业选择的自由,这些反过来又拆解着劳动者的"尊严"。

“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新时期文学走过了三十年。三十年是一个需要总结的时间段落。我们始终积极地参与新时期文学,现在已经到了总结我们自己的时候。文学在三十年的历史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与我们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社会历史、人性、美、内心世界、语言和形式、文化传统——这些问题不断地启动我们的活跃思想。围绕着文学,三十年的争论留下了哪些深刻的认识?哪些问题需要继续争论,以至于可能影响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刊物愿意开辟一个新的栏目,为大家的踊跃发言提供空间。

众声喧哗以后：当代小说与叙事伦理--在人民大学的演讲

本文首先援用巴赫金的一个观念,将之定名为"众声喧哗",并结合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从多样性、延展性、互动性与神秘性四个方面对故事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说明了"叙事伦理"在本文中的具体指涉。文章着重探讨了怎样将"众声喧哗"这一叙事伦理应用在对当代小说的考察上。并对新世纪以来重要作家及优秀的但被忽略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提出港台文学、马华文学与离散文学也是值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

近年大学生流行语与校园文化风尚——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流行语为例

大学生在校园课余生活中使用着许多很有特色的流行语。作为在特定群体和环境中流行的词语,大学生流行语体现了大学校园特有的生活风尚,或真切地反映出大学生内心世界的某些侧面,大都带有较浓重的情感色彩。虽然有部分词汇透露出一些不良思想、情绪和风气,但大学生流行语的绝大部分是讲究技巧的、充满机智的语言,是特定群体的一种口头修辞和语言创新,说流行语一般是富于情趣和幽默感的表现。

汉语视听说课主题式教学模式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留学生汉语教学为例

一、前言1.1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视听说课的开设情况及课型性质汉语视听说课在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已开设近20年,一直是我校留学生汉语课程中的特色课程,目前作为汉语言专业的专业必修课(4学分),设在第2学年第2学期;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2学分),设在第1学年第1学期。

作为方法的文学史:如何重写?怎样教学?——从钱理群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谈起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钱理群最新完成的一部“个人的文学史”。这部新著在继承王瑶等前辈的史观史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框架、体例、重心等多方面的突破。钱理群每次重写文学史的尝试背后都关联着学科的大问题,无论是整体性突破还是局部调整,无论是观念转变还是体例探索,都是他以文学史为方法的学术思想的表达。同时,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也始终与高校的专业教学紧密关联,其中包涵着针对教学实践的考虑与反思。此外,由于重视社会读者的需求,他的文学史也可被视为一个有意识打破校园围墙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选题的直觉——当代文学四题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直觉指的是对材料的敏感,对它的处理问题,而它对应的,就是选题本身。尽管有史家认为,直觉与人的天赋异禀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也离不开对材料的长期观察、积累和积淀的基础。在写作过程中,有几个方面是无法回避的:第一,直觉的前提是对材料的批判性反思;第二,直觉与研究性理解的关系;第三,是应该怎么来看研究对象所研究人物与另一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最后是如何在对不同材料的“对照”中认识历史与今天。

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和限度

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合理应用于文学批评,有益于以“考据”与“移情”兼重的姿态,正视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品格、开显文学批评应有之“作者”视角,为思考“文本含义”的特征、思考文学评价的多元可能提供有益启示。该说在文学批评中的限度主要表现为:泥于历史主义思维模式,窄化有关创作真相的诠释空间;执着于还原创作真相,对文学现象其他要素关注不够;在衡量文学批评的水准时,时常体现出“作者中心主义”立场,部分结论有独断之嫌。进入文学批评的“了解之同情”,应保持对文学现象“审美性”的合理理解,在关注作者问题的同时,形成对单一批评视角的超越。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重释

钱谷融受到了“向科学进军”号角的鼓舞。《论“文学是人学”》旨在为被窄化了的高尔基的“人学”论断正名。钱谷融的“人学”观是对古典主义道德观、新文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兼收并蓄,有机且辩证;其最低限度是“把人当做人”,最高则指向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文学性”的守护——“80后”批评家的一个观察角度

杨庆祥、黄平、金理等“80后”学者,始终以“文学性”为主要的文学批评标准。他们重视想象,对排斥想象的“非虚构”持质疑态度,但反对“无根”的想象,真正欣赏的是丰富的“社会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他们重视语言,对语言本体论持认可态度。他们属意“有意味的形式”,惯于阐释叙事技巧对于深化思想、提升美感的作用。他们推崇创造性,往往在比较中指明作品思想艺术的独特之处。这种以“文学性”为绳墨的文学批评,对于提升作家的审美自觉和读者的鉴赏水平,都具有积极作用。

“为革命学文化”如何可能?--《园丁之歌》及“人民文化”难题再解读

《园丁之歌》1970年代后期受批判与重评的命运,成为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形势与群众政治的症候性文本。戏剧揭示出的劳动人民缺乏学文化意愿的问题,不止涉及知识分子认为的文化觉悟,还包含劳动人民对生产与学文化的关系、文化出路等问题的现实忧虑。以此为线索重读《园丁之歌》,分析“文化”内涵的变动及文化动员的策略,不仅有助于思考劳动人民的文化提高与革命实践的关系,也能够深化对“人民文化”“文化翻身”等问题的理解。

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帝王书写与想象——赵匡胤文学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赵匡胤文学形象的生成与演变经历了史书记载、笔记叙述、戏曲小说改编等过程。史书是赵匡胤文学形象的历史基础,塑造了神圣的开国帝王,但其形象缺乏个性化;笔记融合了正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展现了赵匡胤形象生动的一面,是其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人物的过渡;元杂剧塑造了英明君主与平民英雄的双重形象,使得赵匡胤的文学形象更具个性;明清小说戏曲中赵匡胤形象的神圣性被消解,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赵匡胤文学形象的生成与演变反映了不同群体对帝王的书写与想象,丰富了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第四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2019年7月5日-7日,第四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学者与会,111名学者在会上报告了学术论文。

新世纪外国文学引进对当代大学生阅读的影响——以若干调研成果为基础的思考

大学生应当是文学阅读,特别是严肃文学阅读的主力。上世纪后期以来的多项调研表明,文学作品在大学生中有着较高的阅读率,但是他们阅读面较为狭窄,以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为主,当代外国严肃文学没有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外国文学引进的成果没有能够充分影响大学生的阅读。

博物馆与大学的文学教育

今天的文学史教学与历史的实物感受渐渐脱离,其状已经司空见惯。教师的授课变成一种纯粹的书本的宣讲,自然失去了诸多审美的角度,那结果是文本接受的历史感的下降。触摸历史的现场感的缺失,已经使人才培养的模式出现盲区。大学的文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但文学鉴赏,并非简单的词语领悟,其实也存在着文本之外的审美因素的熏陶。目前的教育未必都注意到了此点,问题可能与内部的结构有关。具体说来,一是缺乏有文学感觉的师资队伍;二是文学概念的理解的窄化。

当代文学研究:问题和史料

本文从关于问题与史料之间关系的两种主流观点出发,结合自身多年的治学和阅读经验,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分化趋势作出回应:在史料研究中,专注文献整理的“静态处理”与代入问题的“动态研究”两者须相结合,并且视具体情况来分配比重,笔者主张以思想史问题牵引史料,从“静”的材料里“动”起来;下沉到“问题”自身,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作为问题提出、发展过程中疑点的“缝隙”;其二是揣摩材料时相关联场景的“重现”;其三是弥补材料不足缺憾的“想象力”;传统史学的方法与以思想史带文学史的方法造成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分化,同时也对以“问题”为重心的治学思路产生了袭扰,但在史观和史料相结合的前提下坚持史观统率史料仍然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