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京召开

2016年5月28-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召开。一、主旨演讲及开幕报告。李中清《清代缙绅录数据库及相关研究》通过对已录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统计出旗人、民人的官职在不同品级类别的分布情况，六部衙门按品级分类的旗人官员比例，不同时期的旗人及有科名民人品级分布等信息。

新修《清史》、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出现新修《清史》的动议,到清史工程的启动,其间历经了约半个世纪的曲折。在此期间,虽然这种动议一再受挫,但以戴逸教授为代表的清史学者始终不忘初心,一面努力开展清史研究、建设清史所等专门性研究机构,一面多方呼吁、倡议启动新修清史工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以及清史学科的深厚学术积累,清史工程终于得以启动,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

本文立足于批判性反思的立场,以社会史为中心,从人口、性别、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追溯了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8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现之旅”,进而分析了这一以“中国中心观”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趋势内在的逻辑困境,认为这类研究,尽管绝大多数都是就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所做的专题探讨,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一种“总体性思维”,采用的是一种愈益宽泛的现代性定义,因而最终走上了一条“泛近代化”的道路”。这类研究,又无不以反西方中心论为旨趣,却因其针锋相对的逻辑,一方面难免滑向“中国中心主义”的老路,另一方面又为西方中心论的延续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故而属于一种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就国内学者而言,这样一种力求在中国本土寻找现代性的努力,使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国学理论,结果在冲击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同时,又逐渐走上了一条新教条主义的道路。

《满洲实录》中清太祖朝史事四则考论——兼论满汉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运用

学界对于《满洲实录》的研究,多从编纂及版本等方面入手,深入文本对史事进行考辨的文章较少,利用满文与汉文对读并结合其它原始文献进行校勘的研究则更少。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经验的基础上,以《满洲实录》满、汉文对读为主,参以他种档案史料,对满汉文记载龃龉的清太祖朝史事四则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以期有助于学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

“从徐继畬谈曹雪芹研究的范围”座谈会发言纪要

胡德平(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本刊主编):首先欢迎大家来出席今天的座谈会,很高兴大家能对“从徐继畬谈曹雪芹研究的范围”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们学会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学界公认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但是,在近代史开端之前,是否存在一个序幕,就像莎士比亚对英国历史的影响那样,《红楼梦》是否可以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今年5月,我们学会一行前往山西考察,任复兴先生提供了一些关于高鹗、徐润第、徐继畬的资料,也就是我们今天研讨的主题。我的文章已经发给大家,在此就不再重复。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明清舟山群岛海防区划及主导因素研究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关于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对目前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就学术界在"驻藏大臣"概念厘定、人数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从"驻藏大臣"的职官性质、任官来源分析其权威问题,以期对"驻藏大臣"的执政效果予以重新评价。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文献综述

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是历史灾害及极端干旱事件社会影响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历史文献等资料,相关学者在旱灾气候变化背景与旱情、旱灾社会脆弱性、旱灾社会影响及旱灾社会响应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从研究阶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主要结论等方面综述了相关研究成果。结果表明:现有文献全面涵盖不同视角与区域尺度,热点视角与研究区域反映了旱灾社会影响及响应的关键环节,以及区域不平衡的重要特征;现有文献采用史实陈述、综合分析、定量评价、空间分布及过程分析、对比分析及统计分析等方法,认为在极端干旱事件与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下,旱灾社会影响被放大、赈灾成效受到制约,导致灾情极为惨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相关指标空间分布与过程的集成、插补、重建,旱灾社会影响与响应的区域差异与关联,极端干旱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的定量解释。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亲不亲阶级分”:1950年代初社会关系变革研究——以乡村社会为背景的分析

文章以1950年代乡村社会变迁为背景,详细分析了此变迁对乡村社会关系变革的影响。文章认为,1950年代的社会关系变革基本遵循了一条由道德主导到政治主导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圩田的起源、分布、分类、发展特点、修筑管理、作用评价等内容的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这些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的角度入手,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个案、地图与表格的方法;最后对圩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的反思。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的城市支部研究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将支部建设视为组织工作的核心,支部数量得以迅速增加。但由于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清,对党的忠诚度相对不高,尽管区委着力加强组织力建设,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难以找到能够按时开会和上交工作报告的支部。在支部未能成为群众核心的情况下,沪区在革命活动中不得不寻求与资本家、帮会合作。上海区委城市支部的命运折射出中共城市革命的历史境遇,但中共在大革命后一如既往地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最终走向成功。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

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新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二是出现了一批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三是初步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思想活跃的专业队伍。当前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灾荒史研究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加深和拓展灾害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中外学者的结合、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能忽视两个历史过程和三个重要特点,同时也要注意"新文化史"方法运用的意义及其限度。从情感取向、思想形态和实践运动相结合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这一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作者围绕这些思考,对中外学界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亲不亲阶级分”：1950年代初社会关系变革研究--以乡村社会为背景的分析

文章以1950年代初乡村社会变迁为背景,分析了此变迁对乡村社会关系变革的影响。认为,1950年代初的社会关系变革基本遵循了一条由道德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