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川先生文集》版本源流考

紹興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主持刊刻的《臨川先生文集》百卷本是王安石文集版本系統中重要的一支。根據版本調查和文獻記載可知,王珏本的存世早印本,經過元代修補版;不晚於明永樂八年,王珏本的書版已移至北京國子監,其後,永樂十五年曾修補版。永樂至成化初,北監又多次修補該書書版,之後版片長期未經修補,正德嘉靖間,部分版片丢失或漫漶,至嘉靖五、六年間,嚴嵩復主持了一次大規模的修補。嘉靖以後,王安石集形成了嘉靖前期蘇州刻本和嘉靖十三年福建安正堂本兩個重要分支,二本祖出王珏刻本不同印次的印本,並各有校改。蘇州本以王珏刻明永樂印本爲底本,加入黄次山所作紹興十年詹大和臨川本之叙,在嘉靖中後期蘇州本書版有大規模補版。何遷本、宗文堂本、光啓堂本等祖出蘇州本。安正堂本以王珏刻正德嘉靖間印本爲底本,底本多有缺葉、錯葉,校勘亦粗疏。應雲鸑本以安正堂本爲底本,並曾取蘇州早印本校勘。

《文心雕龙·通变》“五家如一”平议

学界对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举汉赋“五家如一”的例子是褒义还是贬义,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通过梳理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褒义派占主流,之后持贬义的学者逐渐增多,对褒义派形成了挑战。相比较而言,褒义派更合理。这可以从前后文义的贯通、“极”和“终入笼内”等语词、“赞”言的“参古定法”、文学史的演进上等角度获得证明。

归懋仪、李学璜集外诗文辑录

归懋仪是嘉庆、道光时期著名的闺秀诗人,与其夫李学璜唱和,被视为神仙眷侣。赵厚均首次整理点校《归懋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将归懋仪今存刻本、稿本、抄本悉数收录,并辑有“诗文补遗”,搜集极广,收获颇巨;附录李学璜《枕善居诗剩》,后设“补遗”。全书体例最善,收录作品最为全面。文章就目力所及,对二人诗文再作辑录,归懋仪集外诗文凡3题3首,李学璜集外诗凡4题14首。

《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化背景

产生于齐梁时代的《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有着深厚而广阔的文化背景。第一，六朝文学创作的繁荣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齐梁时代儒、道、释三教同时流行带来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大环境；第三，齐梁文坛复古与新变两种思潮的斗争为《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小环境；第四，魏晋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以及刘勰强烈的“树德建言”的欲望给《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理论批评的背景。

《文心雕龙·神思》析疑

学界将《神思》视为《文心雕龙》下篇创作论的总纲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建立在王元化对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误读基础之上的。黄侃等将"杼轴献功"理解为修饰润色是准确的,但也略有曲解。一些学者对黄侃等失误的反思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王运熙对"研阅""驯致",钱锺书对"意象"等概念的理解比较准确,但是并没有获得龙学界的认可,需要予以进一步申说和辨析。

《文心雕龙·养气》篇的主旨辨正

《文心雕龙·养气》篇的主旨是针对为文伤命的现象,讨论如何在文学创作中保养生命的方法。刘勰从古今文学的演变、年龄、器用、实例等多个角度论证了为文伤命的客观存在,从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论述这种现象的不合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养气的具体方法。刘勰的养气方法重在"节宣",使心情保持舒畅的状态,而不使其壅滞;劳逸结合,张弛适度,使笔锋常利,而不对身心造成伤害。郭晋稀等怀疑《养气》在《文心雕龙》的篇次位置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刘勰的养气论表征着中国古人对为文伤命现象的深刻体认,并且开始自觉地探讨解决之道,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者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关键

话语焦虑在中国学界不绝于耳,与其焦虑话语,不如焦虑思想。思想是话语的灵魂,话语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思想者创造的,伟大的思想者应该具备广阔的胸襟,具有一定的才、识、胆、力。思想者要健康成长需要昌明的时代风气、健康的社会教养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伟大的思想者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理想主体,忽视了对理想主体的探讨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思想者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需要完成三步走:第一步是学,第二步是思,第三步是作。只有坚实走好每一步,才能挺立中国当代文论话语。

歌德的文艺创新观——以《歌德谈话录》为考察中心

歌德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歌德对文学艺术如何独创具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注意。歌德认为文学艺术要实现独创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作家要有伟大的人格,时代要具备昌明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养,作家要善于熔铸古人的思想,作家要有爱真理的心灵。歌德对文学艺术独创性的看法稳健而切实,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值得认真揣摩和虚心学习。

《臨川先生文集》黄廷鑑校勘考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臨川先生文集》(03575),爲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刻遞修本的明正德嘉靖年間印本,其上有黄廷鑑硃筆校勘。黄廷鑑之校勘,取張金吾愛日精廬舊藏王珏刻元代修補印本與明嘉靖蘇州晚印本《臨川先生文集》,校勘黄氏自藏的多雜元明補版、後人補抄的王珏本晚印本,而這些校勘,約在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六年(1826)之間進行。黄廷鑑細緻地校出了張金吾藏本的異文,並描寫張金吾本中版葉的漫漶之處;同時,黄氏自藏本上的明代補版葉或補抄葉的行款,有的與張金吾本有差異,黄廷鑑亦往往勾勒行款。憑藉着黄廷鑑的校勘,能復原今下落不明的張金吾舊藏《臨川先生文集》的面貌,了解王珏刻《臨川先生文集》元代修補印本的版本情况,並佐助判斷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的版本源流。

現存宋刊單疏本刊行年代考

譯者弁言本文由《宋刊單疏本の刊年について》[《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富山房,1936年,第731—744頁]、《重ねて現存宋刊單疏本に就いて》[《書誌學》第六卷第五號,日本書誌學會,1936年,第2—6頁]兩篇舊稿整合而成,刊於《[安井先生頌壽記念]書誌學論考》[松雲堂書店·關書院,1937年,第12—20頁];作者去世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汲古書院,1982年,第1册,第19—25頁],對文字續有修訂。

《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存善臆考

《乐府群玉》的选编者,任中敏疑为胡存善,隋树森据贾本《录鬼簿》中的一条材料反驳之而定为无名氏。实际上,隋先生忽略了《录鬼簿》存在多种版本的复杂情况。爬梳《录鬼簿》诸版本著录《丛珠》的情况,可以确定《丛珠》的归属,藉此可以进一步证明《乐府群玉》的选编者为胡存善。《乐府群玉》“编次有伦”的特点以及选曲风格与《录鬼簿》胡存善小传等材料相契合;该书张可久小令精选自《今乐府》,而后者是胡氏对张可久30年创作的精选;胡氏交游广泛,具有较高的解曲能力和编刊散曲集的经验,这些都是胡存善选编《乐府群玉》有力的佐证。

《乐府群玉》在选本批评样式上的创新、突破及影响

《乐府群玉》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思维的选本,它创造了两种选本批评样式:(一)以前有小序、一题多首而堪作范本的作品为全书之始;(二)双层“类聚”式地编次作家。此外,它突破了此前散曲选本简陋的样式,开创了新的局面,表现为:(一)单选小令,辩体意识加强;(二)标明作者、题目,并对作者“编次有伦,”文学史意识加强;(三)具有重当下意识的文学史观念。这些都反映了选编者高度的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以及可贵的开拓意识。

日本《千载佳句》一书版本情况及对于《全唐诗》的补遗校勘价值1

《千载佳句》一书,系日人大江维时所编,以写本形式流传,成书于公元960年即宋开国之前,以两句一联的形式,选收唐诗佳句1083联,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唐诗名句选。以编纂年代早,流传路径有别于国内传本,故引录诗句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可为《全唐诗》及国内唐诗重要刊本提供补佚和校勘。

用比较方法看齐梁文学思潮和古今文体之争

我国的文学，发展到建安时代，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文学的特征日渐为人们所认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问题，标志着文论家对文学审美特点的注意。这时的文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禁锢，从附庸地位而蔚为大国。我们习惯于用“文学的自觉”来概括这一时代文学的特点，而这种“自觉”是与在文学中发现自我，要求摆脱儒家伦理道德，追求个性的发展与自由相联系的，这是六朝文学“新变”的起点，也是齐梁文学新思潮的起点。

《文心雕龙》“剖情析采,笼圈条贯”辨

长期以来,学界将《文心雕龙·序志》中的"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理解为主谓结构,用"剖情析采"来概括《文心雕龙》下篇的内容,将"笼圈条贯"理解为对"剖情析采"的概括和分析。这样的理解有违事实。其实,"剖情析采"指代的是《文心雕龙》中的《情采》篇,"笼圈条贯"指代的是《文心雕龙》中的《镕裁》篇。刘勰将"剖情析采"与"笼圈条贯"并列对举是有原因的,《情采》是对文学创作中情与采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探讨,《镕裁》是对文学创作中如何合理安排情与采的方法论探讨,两者在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学界对"剖情析采"和"笼圈条贯"的误解严重影响了对《文心雕龙》结构的认识,必须予以及时纠正。

《文心雕龙·辨骚》释疑

《辨骚》是《文心雕龙》中争议最多的一篇,争议的一些焦点至今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准确把握《辨骚》的行文逻辑是疏解争议的关键.作为论述圣哲经典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的“文之枢纽”的一部分,《辨骚》是要论述《楚辞》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由于汉人围绕《楚辞》符不符合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刘勰提倡“宗经”自然要辨析经与骚的异同,否则会发生淆乱.通过比对,刘勰发现骚与经有四同四异,“四同”是对骚继承经的精神的充分肯定,“四异”则是对《楚辞》不符合经的精神的指摘.刘勰对《楚辞》的评价不存在“先贬后褒”的矛盾.所谓的“先贬”是针对尽善尽美的经而言的,“后褒”是针对“词赋之英杰”而言的,两者论述的角度不同.刘勰辨析《楚辞》与经的异同不是为了“翼圣尊经”或者楚辞论,而是为了确立对待《楚辞》的正确态度.

《崇文總目輯釋》編纂考——兼論南京圖書館錢大昕舊藏本《崇文總目》非《崇文總目輯釋》底本

嘉慶年間,錢東垣、錢繹、金錫鬯、秦鑑、錢侗及陳詩庭以錢侗家藏的簡本《崇文總目》爲底本,勾稽群書,稽考類叙、解題佚文,試圖恢復《崇文總目》繁本面貌,撰成《崇文總目輯釋》(以下簡稱"《輯釋》")。《輯釋》梓行後,該本成爲清代至近代以來最爲通行的《崇文總目》版本,但對於《崇文總目輯釋》的底本來源、印本先後、編刊體例,尚多有晦暗不明處。以往學者雖關注到了今藏南京圖書館的錢大昕跋本《崇文總目》與《輯釋》有密切關係,但部分認識仍有不確之處①。《輯釋》與其他傳抄本《崇文總目》有怎樣的不同,這些不同,是源於錢東垣等輯校時的改動,抑或受制於所得底本的面貌?本文擬結合《崇文總目》清代傳本的源流考察,梳理錢大昕藏本《崇文總目》與《崇文總目輯釋》底本間的關係,分析《崇文總目輯釋》的編纂體例,以期爲更好地理解、利用《崇文總目》提供幫助。

張元濟刊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始末考

1914年至1922年,張元濟主持影印了元大德十年毋逢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此爲張元濟較早的石印嘗試之一。通過梳理張元濟石印本的底本搜集、刊印過程,可知張元濟主持石印時,補入其他版本的序跋資料,參照他本對底本進行了小範圍的描潤改動,爲當時學界提供了王安石詩李壁注的重要影印本。稽考張元濟石印過程的同時,本文也考察了清代以來相關李壁注善本的遞傳情況,對現有的王安石詩李壁注的版本系統研究有所補充。

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

周必大编校之《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年谱》一卷《附录》五卷本,对欧阳脩别集整理贡献卓著。通过版本调查和文献考察可以明确,周必大编欧集在宋代共刻三版,包括周必大庆元二年(1196)吉州原刻本、周必大之子周纶开禧、嘉定之际吉州翻刻本和欧阳脩五世孙欧阳伋嘉定初饶州翻刻本,分别以国图傅增湘旧藏本、国图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天理本为代表。周必大原刻本刊成后不久,就不断通过修版、增刻的方式来完善此本,修版、增刻当不少于四次,而今存的周必大吉州本共有三种印次。存世周必大本最早印本,已非初刻初印本,而存世最晚印本印行之后,尚有修版与增刻,但并无印本存世。周纶本、欧阳伋本所依底本,均为今已不存的经过多次修版、增刻的周必大原刻更晚印本,故二本之中,均添入了佚文、佚简等,而部分欧阳脩文,亦更换版本,校记续有增添。周纶吉州本翻刻时,改换了部分卷行款,在完成雕版后不久,请曾三异校勘欧阳脩孙欧阳恕宣和五年写本,所得校记,以修版的方式添入。欧阳伋饶州本依周必大原刻更晚印本的行款翻刻,刊行后亦经修版。厘清周必大编本宋刻三版情况,对了解明以后欧集源流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