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幸福——论东野圭吾《白夜行》的人物形象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以外聚焦的叙事角度,通过推理线索暗示刑侦事件真相,向读者展示了内心扭曲病态的恶之花——雪穗以及全力为雪穗牺牲一切的保护者亮司这两个审美形象。本文借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为读者厘清作品中的复杂人物关系,再从美学与伦理学两个角度剖析雪穗作为"恶之花"之脆弱而扭曲的病态心理,和以雪穗作为人生全部价值的亮司所表现出来的牺牲品形象。

论加缪《局外人》中的殖民叙事

以叙事学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为切入点,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批评方法入手,从小说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视角、自由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反因果链接的情节序列、反讽型的故事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加缪《局外人》中的殖民叙事。加缪在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陷入困境,而亚非拉反殖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洪流面前,只能通过《局外人》隐蔽地表达作者虽同情阿尔及利亚,但更坚定维护宗主国法国利益的殖民主义立场,所以《局外人》不单单是存在主义哲学诗性彰显的杰出文本,而更是殖民主义政治的潜在同谋和一曲为欧洲殖民主义招魂呐喊的挽歌。

《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语言特点之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把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语言特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语言特点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语言呈现出整体诗性,而后者呈现出局部诗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西基础文类和剧作者创作心态的差异,尤其是中西基础文类的差异所造成的。所以这种差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中西戏剧语言特点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增进了对中西不同的戏剧传统与不同文化的了解。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鲁迅死亡意识

鲁迅的死亡意识既不同于西方现代的死亡意识,又迥异于传统文化中的死亡意识,具有强烈的现代个性色彩。他将死亡与新生、自我与历史、民族、传统紧密地统一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个体之内,并且上升到生存本体意义,因而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内蕴。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闽文学的艺术特质及形成原因述论

闽文学是有着自己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区域文学。闽文学的艺术特质体现在文学创作主体的殊异性、文学创作客体的参差性、文学发展演变轨迹的乖违性、文学思潮与运动的源发性等四个方面。闽文学的形成是在静态的福建地域文化和动态的外来文化的双向影响、润渍下完成的。其发展又是一个在融汇中不断走向疏离的过程。融汇,使闽文学走向了成熟;疏离,又使闽文学最终获得了新生和独立,从而确立了其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

生态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兼论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包括社会评价作用和审美价值判断。我们不仅要通过评价生态文学作品来向读者宣传生态知识,批判现实生活中破坏生态的丑恶行为与现象来发挥生态批评的社会功能,更要对生态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价值判断。首先,我们决不能片面夸大生态批评的社会功能,其次,更要评价生态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性质、大小和高低。我们反对生态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执著于人类对动物戕害的血腥场景和人类残忍自私的丑恶行为的浅层次暴露的自然主义式创作倾向与审美趣味,主张生态文学更要注重艺术形式的打磨与叙事艺术的提高,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成长。

论《柳林风声》的成长叙事

《柳林风声》作为一部重要的儿童读物,以鼹鼠、蛤蟆与水鼠为中心,讲述的是三者在柳林中通过对自己的理想/欲求的追逐,得到辛勤的回报/欲求过度的惩罚,最终回归秩序,准确理解友谊与家园的价值,使自己长大成人的故事。可以从叙事学理论入手,从叙事序列、人物角色和深层结构三方面来剖析《柳林风声》这样一部寓教于乐的小说中的成长叙事。

重温《集结号》:其所代表的布尔乔亚个人主义话语的言说

以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批判理论为批评方法,从社会视域即从阶级的范畴将电影《集结号》放在对抗的群体和阶级的对话中重构,并进行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可以看出:对于电影《集结号》来说,它是其所代表的布尔乔亚个人主义话语的个别表达,其意识形态素是"欲望"理论,即通过这部电影表现个人的恐惧等本性,表达了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精神追求。电影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抽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表达了布尔乔亚个人的名誉等价值和权利至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六朝文人故事诗演唱性考述

六朝时期文人袭用乐府旧调、衍叙其本事的故事诗作,是六朝时期歌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此时期故事诗文本的传承、结构、内容的解析和作者本身的考索中,此类诗歌的演唱性已渐清晰。情节和音乐的合雅,最终使文人借故事诗的演唱形成了上流社会的共娱化倾向。

刍议生态批评的学科定位

生态批评合理的学科定位既不是文化批评,更不是文艺学大学科旗下归属不清楚的"黑户",而是文学批评,更是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学批评。而作为跨学科的生态批评学科必须坚持的前提是文学主体性,所以生态批评必须从生态意识这一崭新维度去审视文学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不仅要从生态意识的崭新角度观照中外文学经典,更主要的是关注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论唐五代的文人渔父词

词于唐五代初期阶段的发展中,许多词家的渔父题材的相挟入调,一方面使词的题材日趋多样化;另一方面也使得词的风格渐而冲破香软禾农艳一格的荫蔽而日渐明丽、洗练;同时,渔父题材的习用也最终使得词之隐逸传统得以确立。

从由俚被曲的合雅到因曲述事的雅趣--论汉魏六朝民间故事乐府的兴与衰

由于政通人和的社会状况与乐府采诗制确立的客观催化,两汉民间故事乐府的创作可谓盛况空前。伴随着被曲吟唱的雅环境的渐渐形成,六朝时期民间故事乐府的创作环境已不复存在,继之以合雅的文人故事乐府喧嚣诗坛。客体和主体两大创作环境的变化,最终使得民间故事乐府在六朝时期趋于沉寂。

批评家的良心——当代文坛批评健将李建军

李建军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颇有锐气青年文学批评家,他的批判精神的资源来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及其鲁迅的批判精神。他的批评风格是真诚的,也是深刻尖锐的,他有着强烈的人文意识。他对于当下中国文坛的贡献在于不留情面地批评了被商品经济所扭曲了的所谓名家作品。指出了这些大名鼎鼎作家和批评家的"消极写作"和"流氓批评学"的消极性和腐朽性,揭露了我国当前文学的真相和精神病象。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创作动因探赜

在普遍以"绮彩"、"声律"为重的六朝愉情揣性的诗坛,文人袭用旧调、敷叙旧事(乐题本事)一类的故事乐府缘何屡屡频现,不绝于史。笔者以为,这是文人创作兴趣的转移、儒学传统的倡导、乐府本身的叙事性、六朝诗学思想的浸润和类书编纂的兴盛等综合因素使然。

黜庶之途亦风流——南朝诗人阴铿的双重人格论

梁陈之际的诗人阴铿,生年和卒年本传均不载。寒门出身的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家门重兴的黜庶使命。其诗歌的创作成就斐然,以陈代第一流诗人的座次直接浇沃了后世的诗风。盛唐的李杜和宋代的苏轼这样的大家亦是倍飨其甘。后世的学者皆把精力注入到考辨其生平中去,较少有人注意到阴铿其人的本体人格研究。当我们定格审视其人的时候,阴铿的人格中太多的双重性便一一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饥饿的女儿》与《情人》的女性书写差异

《饥饿的女儿》和《情人》作为女性作家的自传体成长小说,有着较多的相似面:不幸的童年,缺席的父爱,在成长中的身体/精神的饥渴,这种"饥渴"的驱动迫使她们去寻找"情人"。两部作品相似面的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差异,折射出两位女作家在对待相似的家庭环境与叛逆的感情生活上迥异的自我定位:虹影通过六六的成长史力图证明私生子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杜拉斯更多是通过情人来塑造一个自恋者永久接受他者膜拜的爱情神话。两位作家在鲜明的女性意识书写上彰显出迥异之美学特性:虹影之写作突破了女性作家对男性的批判与反抗,呈现出厚重的历史反思;而杜拉斯之笔触则醉心于对自我的理想化定位和对异性的征服与把控,最终呈现为女性幻想的私语表达。

试论杜甫诗歌句子的多义现象

主要依据现代语言学的有关多义现象的基本规则,在充分注意杜甫诗歌特殊性的情况下,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杜甫诗歌句子多义的五种类型:句子异文造成的多义;某词词义不定造成的多义;语法关系不清造成的多义;层次划分不定造成的多义;语义关系不明造成的多义。

论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兼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主要包括对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叙事形式的阐释两个方面。关于生态批评内容的阐释,批评家虽然要以生态意识重新观照中外文学经典,但更要关注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关于生态批评叙事阐释,应该认识到小说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坚决反对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运用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要更注重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打磨,以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