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研究——数据分析与政策建议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逐步实施,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情况有了明显提升,156家上市公司通过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了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文章以2011年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详细描述了2011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中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情况,并利用统计检验方法分析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第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比例;第二,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试点、内控审计投入、上市年限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强制执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市年限较长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根据上述发现,文章对未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和政策制定提出了相关建议。

内部审计、治理机制互动与公司价值——基于上市公司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从内部审计与其他治理主体互动的视角,检验了内部审计的价值增值作用。通过构建以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以及资源投入等多维度衡量的内部审计质量指标,发现内部审计质量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考察其他治理机制(董事会、管理层与外部审计)的影响,结果发现,当董事长或总经理对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较高,或外部审计质量较高时,内部审计质量能够显著促进公司价值;反之,其对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表明,内部审计具有重要的价值增值作用,同时,与其他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对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

上市公司为什么参加内部控制试点?——基于信号理论的检验

以上市公司自愿参加内部控制试点的事件为背景,从信号理论角度,研究企业参与内部控制试点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结果发现:第一,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更愿意参加内部控制试点。第二,除了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以外,高管股权激励计划、上市时间、企业规模也影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试点决策。有高管股权激励计划、上市时间较早的大型上市公司更愿意参加内部控制试点。第三,内部控制试点企业的事件日市场超额回报显著为正。试点行为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并得到市场的认可,符合信号传递理论的假设。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执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净收益,弥补了国内外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执行成本的相关研究的不足,对未来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执行细则制订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慈善组织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慈善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慈善基金会2005~2013年共12 994个样本,实证分析了我国慈善基金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组织结构越复杂、资产规模越小、财务状况越差、成立年限越长的基金会,其内部控制质量越低;内部控制质量与理事会规模显著正相关,但与理事会会议召开次数和理事领取的薪酬不显著相关。本文对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引导我国公益慈善资源的有效使用,也为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依据。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上市公司诚信指数研究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资本市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然而,由于缺乏系统客观的量化标准,诚信问题的科学研究受到了严重制约。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中国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实践,文章分别从上市公司与股东、员工或管理者、客户、政府及监管部门、供应商、银行等维度选取相应指标,构建了上市公司诚信指数,为上市公司诚信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高质量的诚信实证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政府的诚信监管、上市公司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研究

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缺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咨询等角度对201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较全面而详细的统计分析,揭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目标导向的内部控制指数研究

内部控制评价是内部控制实务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缺乏科学、全面评价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本文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制度背景,将内部控制五大目标划分为基础、经营、战略三个层级,并选取与其对应的指标,同时以内部控制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作为修正指标,构建目标导向的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为全面衡量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提供依据,有助于推动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发展。

基于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研究

内部控制评价是内部控制实务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COSO(2013)和COSO-ERM Public Exposure(2016),选择恰当指标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构建基于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本文手工搜集了上市公司2013年至2015年数据,多维度检验内部控制指数的有效性。该指数为全面衡量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提供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

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研究——基于COBIT5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企业关键战略要素之一。如何创造源于信息技术的价值、控制其风险成为企业最为根本的现实需要。COBIT作为全球公认的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框架,被企业广泛应用。然而,目前国内对其研究还较为匮乏。通过介绍和分析COBIT 5,希望能对我国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启示及借鉴,并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最佳范式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以2012-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内部控制在弱的制度环境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器,对其有正向调节作用;(2)弱的制度环境抑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3)弱的制度环境抑制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现实情境,既加深对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调节器的理解,也指出如何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发挥现实情境中这种调节作用。

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研究

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审计费用等角度对201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统计分析,揭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存在信息披露格式不统一、信息披露不及时、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与财务报表审计意见不一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披露不充分和部分中介机构的独立性不够等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具规范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未出具规范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加强内部控制法制建设、加强对中介机构独立性的监管、梳理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强化内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的内部控制责任等政策建议。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腐败治理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本文在管理层权力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了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内部控制对管理层权力诱致腐败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腐败越轻,并且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层权力诱致的腐败;进一步研究发现,腐败损害了公司价值,而内部控制则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表明,权力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可以约束权力继而减少腐败,这为我国正在推行的通过依法治国来反腐倡廉提供了实证支持。

企业内部审计外包实践调查及发展方略

近年来内部审计外包受到国内外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其争议也从未停歇。为了解我国企业内审外包现状及动因,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大样本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内部审计外包在我国发展迅速,目前有近20%的公司选择了内审外包服务,内部控制水平较低、所处法制环境较差以及国有控股的企业更具内审外包需求;在外包服务商选择上,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为自己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国有企业更青睐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外包商较高的专业能力是企业选择内审外包的最主要原因,而企业将内审内置的最主要原因是担心外包商对企业了解不足。最后,文章探析了我国企业内审外包的发展方略。

内部控制、公司诉讼和公司价值

本文以2000--2007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经营的合法合规为核心，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公司诉讼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内部控制较好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的公司，其被诉的概率越大；相比其他公司，陷入诉讼纠纷的企业，其公司价值更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更低的内部控制质量加剧了被诉公司价值的降低。本研究表明，加强内部控制有助于实现公司经营合法合规的目标，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诉讼而遭受的损失，进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股权结构、法制环境和公司诉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单变量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法制环境和公司诉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被诉概率越低,法制水平越高,公司被诉的概率越低,政治层级越高的公司被诉概率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制环境的提升减弱了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诉讼的关系;同时,法制环境也对政治层级与公司诉讼的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

税收优惠、调整成本与R&D投资

借助税收优惠刺激企业研发,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解决R&D"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然而,税收优惠究竟能否激励企业R&D投资,国内外研究尚存争议。本文在考虑R&D调整成本情况下,对中国R&D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有助于刺激企业研发,但这一激励效应随着调整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超过临界值0.012时,税收优惠对R&D投资的激励效应不复存在,目前有近93%公司的调整成本低于这一临界值,意味着中国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而言是存在激励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