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强度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三次分配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量化了再分配过程中居民获得的社会福利和第三次分配中的其他转移性净收入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并测度了可支配收入形成后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额外福利强度。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相对贫困线的分析结果表明,再分配确实降低了居民收入的相对贫困率,全国社会福利减贫效应达到15.81%;再分配改变了相对贫困率最低省份的分布格局,但未改变相对贫困率最高省份的分布格局,也未改变相对贫困程度东、中、西依次递增的区域分布模式。居民实际获得的社会福利强度及其减贫效应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特征,社会福利一定程度的错配影响了其整体减贫效应;第三次分配在减少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有很大提升空间,地区差异不大;中国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平均额外福利强度为2.07%,表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增的特征。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休谟论现代政治的运行机制与道德价值

什么是现代政治?现代政治是如何形成与运转的?如何评价现代政治的道德价值?早在18世纪,休谟就在古今之变的视野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但是休谟在这方面的努力,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探究休谟的现代政治观,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休谟认为,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在国家治理中,商业与奢侈的发展和王权的上升使现代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权威和常规的法治,更好地保障个人自由;在国际关系中,现代政治的目标不应该是通过战争和征服来实现荣耀,而应该是维持国际权力平衡。休谟认为,现代政治比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更加平等和自由,更加人道,更有利于文明进步,因而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理解休谟的现代政治观,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现代政治和现代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