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模式、理据和紧张关系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但又充满争议的议题。全球的行动者都在参与构建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机制。但被治理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如何治理,由谁治理,以及为什么治理等问题尚不明确。《俄罗斯学刊》编辑部选译该文,介绍国外学者在参考人工智能、计算治理以及更广泛的监管和治理方面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原文刊登于《法律与社会科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023年第19卷,经作者授权在《俄罗斯学刊》以中文发表。

法学院何为?

这篇文章旨在提出法学教育者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深思法学院作为一个机构,其本质、目标及实际的和潜在的作用是什么,其目的是提出每当法学教育政策被争论时总是容易被忽视的这些问题。特别需要明确的是将培养专业律师的过程和法学院作为一个机构的本质和作用区别对待,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只是法学教育的一部分。

从家事到国事:«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价值

故步自封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严重制约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背景下,«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1年颁布实施,依靠法治化方式化解家庭教育危机.这部法律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根本目的,同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相衔接,从立法层面明确父母第一责任人的主体地位,提升家庭教育的功能,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的建立,帮助形成“家庭首要负责、国家适当干预、社会通力协助”的多元格局,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最佳环境,并在各地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成效.

“偷换二维码案”的定性问题研究

在“偷换二维码案”中,行为人通过偷换商家设置的付款二维码,将顾客支付的货款非法占为己有。就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理论上存在“盗窃罪说”“诈骗罪说”和“侵占罪说”等多种观点。在财产犯罪的场合,被害人的认定对行为的定性会产生重要的指引作用。从交易活动整体上看,顾客在交易中并不存在实质的财产损失,而商家则的确失去了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商品对价。因此,商家是“偷换二维码案”的被害人。不能将“偷换二维码案”定性为诈骗罪的主要原因,在于顾客在付款时并未产生错误认识,主观上缺乏向行为人处分财产的处分意思,且商户自始至终仅具有向顾客收取商品对价的主观意图。对“偷换二维码案”应当定性为属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行为,即行为人通过商家出示错误的付款二维码和顾客付款的行为,最终实现了对商家应收价款的非法占有。

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规制差异与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制面临挑战,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规制路径,美国从个人隐私角度强调行业自律,而欧盟则从人格权角度强调立法监管,这两条不同的规制路径各有优缺,表现出不同特点。我国在长期的立法实践中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制,即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立法为主、自律为辅的规制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有效平衡了个人信息泄露与数据应用的关系,推动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

论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保护与限制——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所规定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多数的讨论往往从权利的定性出发,以此为基础来确定权利的主体、行使顺序等其他问题。引入利益衡量的视角,从利益冲突的判断角度出发,对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所要保护的利益和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而应当进行的限制进行自主的理解和分析,利用利益冲突和衡量的观点,对优先受偿权需要得到的限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结论。

民族化过程中的王权专制议程困境——以波旁时代法兰西民族化国家的建构为例

在波旁末期,法国存在一种以"汲取"为中心的现实困境。一方面,绝对君主制度在法国成为支配性权力,地方性势力被置于中央行政系统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法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在18世纪中叶起逐年减弱,导致国家财政资源深度匮乏。在民族化大潮中,法国在属于本民族自身的王权观念中融汇了"绝对主义"这一集权思维,君主通过安排代理人取代了封建贵族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有的专制议程。而在这一议程之下,国家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地方上的基础性权力却相对弱小,两者的趋异性张力决定了法兰西国家汲取能力的衰弱。王权专制议程逐渐与民族化要求相背离,自然无法满足高额的治国成本,王朝的分崩离析也似乎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不能完成击发动作的枪支是否属于刑法中的枪支——以刘某某非法持有枪支案为切入的思考

送检时击针因磨损而不具备相应功能的涉案枪支属于原本不能完成击发动作的枪支。原本不能完成击发动作的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制式枪支在由鉴定人加装相关零件或者除锈后能够完成击发动作的,符合我国枪支认定的形式(技术)标准,但不符合枪支认定的实质(性能)标准,因而不能认定为刑法中的“枪支”。就刑法中关于枪支的判断而言,固然应当以行政法中枪支的判断为前提,但是仍应采取相对独立的判断标准。枪支认定中致伤力大小的判断应当符合《枪支管理法》和《刑法》对枪支的规制所追求的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一目的。原本不能完成击发动作的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制式枪支不具有《枪支管理法》和《刑法》中枪支认定所需要具备的致伤力,不能认定为《枪支管理法》和《刑法》中的枪支。某些刑事裁判文书也认可不能完成击发动作的枪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入罪标准的设定——以最新司法文件相关规定为基础的思考

我国《刑法》设立了“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三对具有对应性关系的职务犯罪。这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的入罪标准经历了“区别对待→保持一致→区别对待→保持一致”这一变动过程。三对对应性职务犯罪的设立与刑法对公务性职务犯罪和非公务性职务犯罪的区别对待存在密切关联,而与对公有制经济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在立法层面对公务性职务犯罪和非公务性职务犯罪实行“同罚”的立法背景下,对二者入罪标准所作的保持一致的调整强化了立法上对二者的“同罚”所造成的对从事公务人员予以从严管理的精神无从得以充分体现的缺憾。

重构理论争议:迈向表达主义法理论

自德沃金提出理论争议现象后,并未得到实证主义者的认真对待。但通过适当重构即可发现理论争议对实证主义提出了致命挑战。实证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理论争议作为规范性争议的属性,从而忽略了法律判断与动机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属性——法律判断的实践性。而元伦理学中表达主义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初步的解释法律判断的实践性以及理论争议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