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内蒙古宁城道虎沟上侏罗统/下白垩统一具有长肢的蜥蜴(英文)

道虎沟化石层分布于内蒙古宁城县道虎沟以及毗邻的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等地,已报道4种有尾类、1个无尾类蝌蚪、1个幼年蜥蜴、3种带原始羽毛的兽脚类恐龙、2种翼龙、3种哺乳动物以及双壳类、叶肢介、昆虫和植物等化石(有学者称之为"前热河生物群")。该层位比热河群义县组低,但地层划分存在争议:中侏罗统九龙山组、上侏罗统道虎沟组和下白垩统热河群均有报道。本文研究的道虎沟蜥蜴是该地点发现的第2个蜥蜴化石,其身体细长,为一幼年个体;前颌骨、顶骨和额骨均成对;上颌骨的面突高;后额骨和后眶骨不愈合;后额骨较大,但可能未进入上颞孔;后眶骨具宽的后突;牙齿小而尖锐,结构简单且可能为侧生;头骨的眶前区较长;具27个荐前椎;虽然未成年但个体较大;未见真皮骨板;手掌和四肢较长。上述特征组合区别于所有现生蜥蜴类,四肢比例也与其他蜥蜴有较大区别。欧美中侏罗世-早白垩世的小盗蜥(Parviraptor)和蒙古早白垩世的一个幼年个体(可能属于壁虎型类)与道虎沟标本比较相似。头骨特征和较大的荐前椎数目显示道虎沟标本可能属于硬舌蜥类(scleroglossan)。但因标本为幼年个体,本文暂将它归入有鳞类属种未定(Squamata gen.et sp.indet.)。测量数据显示,道虎沟标本的手掌和前肢相对较长;该特征常见于适应攀爬的蜥蜴种类,似可显示攀爬习性。但肢体比例可能会随身体增长而发生变化,所以此生活习性并非定论。

神经系统中概念的形成及其与艺术的关系:以但丁、米开朗琪罗、瓦格纳为例

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是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要理解艺术的生物学基础,我们必须先探索知识的生物学基础,因为艺术不仅是知识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其本身也是一种知识。本文从神经美学的角度探讨但丁、米开朗琪罗和瓦格纳这三位西方文化巨子的艺术,在这三位艺术家的例子中,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他们大脑中创造的“爱的理念”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活动。但不论是哪种,其创作的动力都来自大脑创造出的概念和理念。因此我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究“理念”的概念以及大脑形成这一概念的过程。首先,我会论证理念的形成是大脑有效知识获取系统的必要和必然的产物。其次,大脑为了有效获取知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一消耗可以通过艺术进行缓解。我采用的方法是由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决定的,即所有人类活动都由大脑的组织和规律决定;因此,除非基于神经生物学,否则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和美学理论。

悲伤情绪中的审美体验

我们着眼于人在悲伤和快乐情绪下对美的体验,对此类过程中的神经机制开展了研究。这两种体验的共同特性在于“美”,却与相反的情感效价相关联。20位受试者在一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观看并重估120幅图片,这些图片已经由每位受试者分为以下四类:悲伤之美、快乐之美、没感觉、难看。在受试者的两种审美体验过程中,内侧眶额叶皮层(mOFC)处于活跃状态。另外,这两种审美体验介入大脑的不同区域:快乐之美涉及与积极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悲伤之美则涉及与消极体验相关的大脑区域。在这两种审美体验过程中,受试者小脑的不同区域被激活。功能连通性分析表明,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活动受辅助运动区和(或)中间扣带皮层调节,后者已知在由他人悲伤引发的共情体验中会被激活。

贝叶斯-拉普拉斯“脑”与美的体验

针对学界关于大脑作为贝叶斯-拉普拉斯系统(Bayesian-Laplacian system,后文缩写为B-L)的讨论,通过区分大脑推理系统运作所依据的两大类先验机制——生物性先验(简称β先验,βpriors)和人工性先验(简称为α先验,αpriors),本文概述了在关于B-L的未来讨论中值得完善的地方。β先验——以色彩类别和面孔识别为最佳范例——为人们所共有,它来自先天遗传或在出生后便被迅速习得,对经验带来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或相对的抗性,由其得出的后验概率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和一致性;相较之下,α先验——以人工制品为范例——为后天习得并在出生后的各生命阶段不断修正,因而更适应或更易于接受新的经验,由此生成的后验概率的普适性较低。概而言之,二者的区别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α先验比β先验更易为实验和经验改变;二是β先验的后验结果普适性高于α先验。两种先验如同截然不同的两极,其中间区间则意味着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综合体,相应的后验结果的情况也是如此。本文对两类先验机制的区分受到康德对经验与概念之关系以及他对决定的与未定的两个概念的划分的影响,但与康德思想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功利的、人工的概念更容易被归类为“未定的”,其判断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不能被假定(在人工范畴的情况下)为具有普遍有效性。进而在美的体验这一领域我们划分了生物美和人工美,并以面孔之美、建筑之美等类别为例分析了两类先验的表现形式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