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中国观浅析

1968 年,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下,池田大作先生提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他以此为开端,十余次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及教育、文学、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人士进行交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鉴于此,本文盘点和归纳池田大作与中国的交往“大事”,考察池田大作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结合他的个人经历,从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等多角度探析池田大作的中国观,认为池田大作的中国观形成与其人生经历,尤其是成长经历、受教育经历及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更受到了其恩师户田城圣及先师牧口常三郎的影响。

发展·组织·人员: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再研究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是由奉日本天皇敕命在中国长春设立的临时机构发展而来。第100部队不仅在长春设立司令部、总务部、教育部以及第一、二、三、四部,强化细菌战研究能力,还设立大连出张所、牡丹江支厂和第11、20军军马防疫厂,准备实施细菌战实战。通过机构改组,第100部队不断扩大人员规模,从最初30余人增至949人,这些人员并非“局限于东北一隅”,更多服务于日本本土和中国其他战场,也使第100部队成为日军兽医人才培养和输出中心、畜类细菌武器研究中心,是日本细菌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鄂伦春族丧葬习俗变迁研究

随着晚清民国政府"弃猎归农"政策的实施,鄂伦春族丧葬习俗发生新的变化,即入葬方式由传统树葬(风葬)、火葬转向土葬,葬具由简易桦皮、柳条转为质地和装饰考究的木棺,陪葬中"殉马"习俗锐减,参与丧礼人员超出血缘范围。鄂伦春族丧葬习俗变迁呈现出外部"冲击"与内生性相交融的特点,这与当时政策引导、集中定居、农业种植及渔猎习俗的稳定性密切相关,也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从“控罪”到“全价值呈现”:东北地区近现代建筑遗产的话语更新路径

自20世纪50年代始,东北地区近现代建筑遗产采用“控罪式”话语,旨在批判日伪罪恶,激发民众对侵略者的愤恨和爱国热情。然而,“控罪式”话语以十四年沦陷史代替整个东北近代史,以国耻教育遮蔽建筑的文物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等,塑造出单调压抑的城市形象。鉴于此,东北地区近现代建筑遗产应从强调“控罪”转向“全价值呈现”,具体举措有克服话语的“内容贫乏”,编制导览范本,营造“可爱、可敬、可阅读”的情境。

由“调查”走向“施疫”:近代日本对东北畜疫的因应(1895—1945)

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频繁爆发的畜疫严重威胁当地日军和日侨,促使日本开展应对性调查,调查机构由驻地日军转为当地日本各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调查方式由被动接收报告转为主动开展区域调查,调查内容由畜疫损失转为畜疫识别,调查后采取临时性与制度性结合的应对举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畜疫调查网络化、精准化",日、满、鲜"多机构在中国东北实施军民联合的全境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炭疽、鼻疽病细菌武器化的可行性研究。1937年,"军用细菌研究"命令直接促使畜疫调查转向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与实战,走向国家性主动"施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