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修养与文化的社会功能——试论席勒之《审美教育书简》与王阳明之《传习录》中修养与文化的关系

前言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在写《审美教育书简》时,对刚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欧洲提出他自己的文化论述。王阳明(1472~1529)在其《传习录》中同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重新做反省而提出新的论述。两者都认为整个社会的改变必须从个人的修养开始。本论文对于两个思想家对修养的论述以及对修养、社会、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联做一个比较。从此比较可以看出东方与西方文化在人格修养与文化的社会功能上的基本差别。

道统与文化传承

本文从韩愈《原道》中的道德观探讨文化传承的不同可能性,并透过《论语》中对文化传承的叙述,从儒家传统内部对《原道》做反省,进而提出不同的文化传承的论述模式。最后,分析得出韩愈在《原道》中的论述方式不符合《论语》中对文化传承的论述,而且它对非正统的批评方式与过去中国对不同学说的批评有明显差别。

内在探究与道德性——论王阳明与汉娜·鄂兰的两种立场

通过阳明心学与汉纳·鄂兰心性论的对照研究,可以看出两者都是强调内向探索和外向探究之间的差别。两者在探讨内向探究时,遇到似乎相同的困境,即内向探求的对象不属于可直接印证的外物,而是属于内在于人心之'物',而这一内心之'物'却难于言表。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汉纳·鄂兰不假设具有一种道德本质作为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内在支撑,她认为思维活动的内心对话对于防非止恶具有积极的作用,汉纳·鄂兰更注重内心思维活动对道德行为的作用。而王阳明假设了一个道德本质,即'天理'或'性',这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人的道德行为给予了先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