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管理实践为视角

检察官管理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总体要求是建立符合检察工作规律的检察制度,为检察人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高效可行的管理模式。各地检察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仍然存大检察权行政化、地方化等体制性弊端。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案及意见,为检察官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导向。各级检察机关应从人员分类管理、检察权运行机制、财政保障体系等方面设计符合检察规律的管理体制。、

员额制背景下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探析——基于对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证分析

检察官联席会议是员额制背景下,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实践中,检察官联席会议运行外部缺少法律依据,职能性质不明;内部没有形成统一运行规范,行政化色彩尚存,形式化严重,议事效果不佳。建议外部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通过《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修改,确认会议法律地位,明确会议职能性质;内部完善运行规则,明确会议启动条件,合理划定议事范围,防止会议被滥用及行政不当干预。科学设定组织架构、优化成员来源构成,通过成员高度专业化和适度代表性,推进会议实质化。完善议事规则,在确保成员身份地位平等基础上,明确发言顺序,树立充分陈述、独立表决原则,避免会议形式化、行政化,切实提升会议质量。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探索与思考

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没有实现检察官独立的司法属性,存在众多缺陷,改革成效不大。现检察机关创造性地试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主任检察官法律地位缺失、检察官办案不完全独立,与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关系不清、权责不明晰等问题。推进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关系、取消行政行为对检察官办案的制约、赋予主任检察官法律地位、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以主任检察官为中心的组织办案模式和责任承担方式。

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缺陷和完善

《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食品安全犯罪形势依旧严峻。原因在于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立法理念不能与时俱进,体系不完善且归属不合理,与其他法律法规缺乏有效衔接,规制范畴过于狭窄,刑罚设置不科学等缺陷。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引入并确立法律拟制原则,树立现代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理念,使刑法提早介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监管,防范危险犯转化为现实犯;其次要完善现有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再次要增加新罪名,扩大打击范围并完善刑罚设置;最后要在食品安全领域确立绝对责任,允许法律对没有犯罪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公诉人应树立刑事诉讼可视化思维

要想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必须对案件纷繁复杂的证据进行梳理,将各种零散的证据进行组装、拼合、归类,使之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唯有如此,庭审沟通才能更加顺畅和高效。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辞原则,抑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排除非法证据,推进庭审改革,提高诉讼效率。但是,因受司法体制、考核机制、法律认知、诉讼观念的制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效果不佳,普遍存在出庭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为此要摒弃特权思想,树立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正确理解法律规定,认识到现有法律制度已赋予侦查人员证人身份;改变公检法关系,构建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以刑事诉讼价值为导向,改革侦查人员考核机制。

审判中心视域下的印证证明模式之批判、反思与重塑

印证证明模式有着良善的初衷,禁止孤证定案,追求客观真实,其形成和发展与我国的司法理念及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的非直接言词原则、书面审理方式等制度密切相关。该证明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将或然性经验法则普适化;过于强调查明事实真相,忽视正当性程序保障;重视证立,忽视证伪,排斥辩护,限制心证;庭审形式化严重,易导致冤假错案等缺陷。本文认为,审判中心视域下,刑事证明方式应在改良并坚守印证证明模式的同时,引入自由心证,通过强化证据能力审查、贯彻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强化辩护权行使和保障、明确自由心证责任边界、取消行政审批、落实审判一体、强化裁判文书公开和说理等方式,形成以印证证明为主导,自由心证为补充的刑事证明模式新格局。

审判中心下“印证”刑事证明模式批判、反思与重塑——基于对当前刑事指控体系及证据裁判标准的实证分析

印证证明模式有着良善的初衷,禁止孤证定案,追求客观真实,其形成和发展与我国的司法理念及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的非直接言词原则、书面审理方式等制度密切相关。该证明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将或然性经验法则普适化,导致司法走向僵化和极端;过于强调查明事实真相,忽视正当性程序保障;重视证立,忽视证伪,排斥辩护,限制心证,加剧了庭审形式化,造成冤假错案等缺陷。审判中心下,刑事证明方式应在改良并坚守印证证明模式的同时,引入自由心证,通过强化证据能力审查,贯彻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强化辩护权行使和保障,明确自由心证责任边界,取消行政审批,落实审判一体,促使裁判文书在公开和说理等方面实现自由心证。形成以印证证明为主导,自由心证为补充的刑事证明模式新格局。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障碍与出路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贯彻直接证据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推进庭审模式改革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受司法体制、考核机制、法律认知和诉讼观念等制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普遍存在出庭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因此,要摒弃特权思想,正确理解法律规定,改变公检法关系,以刑事诉讼价值为导向,改革侦查人员考核机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无疑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但是由于该制度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不太成熟,导致各检察院在适用该制度中面临诸多难题。文章通过分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的问题,并比较和借鉴国内其他检察院试点经验以及域外相关制度的立法和实践,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论监察调查中的留置措施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继出台,为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提供了法律依据。监察调查中的留置取代了以往的“两规”,等似于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和主动性等特征。为了更好地衔接留置与司法程序,应明确留置与司法程序的转换及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程序倒流问题。

犯罪结构变化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严重犯罪比例减少,轻罪案件比例增加,新类型犯罪大幅增多。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是对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结构变化的积极回应,对逮捕羁押泛化的纠编,对司法理念和社会认识提出了顺势而变的要求。检察机关要持续强化检察职能作用,从办案理念、办案方式、办案规范、配套制度、考核机制等多方面推动和深化司法政策的落地落实。

稳定“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六法”

"一对一"受贿犯罪案件与普通受贿案件相比,其作案手段更为隐蔽,证据更容易发生变化,取证认定工作更为艰难.针对"一对一"受贿案件犯罪手段隐密、证据稳定性差的特点,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对于提高成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实践,就解决"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稳定性问题作初步探讨.

“印证”刑事证明模式的实践考察与反思

印证证明模式有着良善的初衷,禁止孤证定案,追求客观真实,其形成和发展与我国的司法理念及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的非直接言词原则、书面审理方式等制度密切相关。该证明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将或然性经验法则普适化,导致司法走向僵化和极端;过于强调查明事实真相,忽视正当性程序保障;重视证立,忽视证伪,排斥辩护,限制心证,加剧了庭审形式化,造成冤假错案等缺陷。审判中心下,刑事证明方式应在改良并坚守印证证明模式的同时,引入自由心证,形成以印证证明为主导,自由心证为补充的刑事证明模式新格局。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构造与罪量标准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作出了较大的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制裁范围出现了新问题。在实质的、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出台之前,商业秘密“同一性”和“秘密性”的判断仍是司法实践中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重要基准;应将“非法获取行为”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类型,技术员工离职后,对原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即使“重大损失”要件被删除,其依然是判断“情节严重”的重要因素,凡是可以衡量企业竞争性利益减损程度的指标均可作为评价对象。

数罪并罚时无期徒刑之适用

实践总能给人以智慧,实践总能检验立法是否完善并给完善立法提供思路。陈某运输毒品、抢劫一案之法律适用不仅使被告人及其家属难以接受,抱怨法律、法院不公,也让合议庭成员、主管法院眉头紧锁、颇感为难,折射出了数罪并罚时无期徒刑法律适用之疏漏和窘境及成文法国家法官对法律条文的依赖。一、P市中级法院判决前提分析分析P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