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体系构建

加快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破解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又要化解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伴相生的社会风险。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制数据行为应成为法律体系建构的路径,具体来说,可从保护企业的数据权益、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流转等方面构建法律制度,以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此外,在法律风险的防范上,可从公、私法二分的规制路径展开。公法规制目标应设定为维护数字社会的公共秩序,保障国家的数字主权与人民的数字人权。私法规制应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标,可从树立场景化规制理念、构建可识别程度标准、规制算法技术滥用等方面展开具体的制度构建。

民事诉讼中存有“讯问”程序？

夜来无事闲翻书。 读杨立新的《审讯轶事》（载《法学家茶座》第七辑）。文章开宗明义，审讯分为讯问和询问。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叫做讯问，是审讯的意思，对证人的审问，叫做询问。这样的确分开了对被告人和证人审讯的不同。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对当事人的审讯叫做讯问，对其他当事人和证人的审讯叫做询问。

构建知识产权大调解机制 护航高质量发展

2016年3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集中管辖佛山市一般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自2016年3月至2022年12月,禅城法院累计新收案件64271件,其中著作权纠纷57430件(89.36%)、商标权纠纷5453件(8.48%)。根据案件类型和特点,以占纠纷最大比例的著作权纠纷和商标权纠纷为突破口,禅城区人民法院与著作权行政部门、知识产权保护部门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合力建立了著作权纠纷一门式和解机制和调审一体化处理中心,整合知识产权领域社会力量,在纠纷产生初期化解矛盾。

权利冲突案件中停止侵权判决方式的选择及限制

判决方式为司法裁判的种类。法官对不同判决方式的选择，不仅表达了其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解与阐释，对案件所涉利益的判断与选择．而且在事实上强制性地分配与影响了当事人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判决方式的选择成为法官衡平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对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情形，《民法通则》规定了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及赔礼道歉四种判决方式，《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增加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措施．即所谓的“诉前禁令”判决方式。然而，由于法官对停止侵权（以下所称的停止侵权均包括诉前禁令）判决方式同于传统的理解与认识，

当前法官纠纷化解能力的现状及对策

法官纠纷化解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法官不断提高纠纷化解能力,积极回应民众对司法的特殊需求。笔者通过对当前我国司法实践状况的现实考察和深入反思,揭示了法官纠纷化解能力潺弱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提高纠纷化解能力合理路径,认为社会转型时期法官只有在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司法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不断平衡,才能使纠纷的解决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又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

票据诈骗罪认定中几个疑难问题分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均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对本罪的目的并没有明确规定，因而本罪不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要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票据诈骗罪是传统诈骗犯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传统诈骗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票据诈骗罪同样应当具有这一目的。

首例公司僵局诉讼实例分析

深陷僵局的公司2004年10月13日,原告简某、被告郑某、周某三人签订协议,共同出资成立佛山市创沃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沃泰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其中原告简某出资25万元,占出资额的50%,被告郑某、周某各出资12.5万元,各占出资额的25%。同年11月18日,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成立。不久。

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

【裁判要旨】职务犯罪中，被告人在检察院立案后经电话通知，主动前往办案单位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开展判后答疑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法律的生命力蕴于解释和适应之中。在裁判过程中，裁判者不仅应当引用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在个案中对所引用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并说明引用该条款的原因以及对案件的适用力。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裁判文书格式化语言的影响，裁判文书往往说理性不够，致使案件判决以后，当事人仍然存在重大疑惑，成为引发上诉、申诉、上访现象的重大诱因。2005年11月3日，最高法院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法院立案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试点推广判后答疑制度。

转租与租赁权转让的八项区别

我国立法对转租作了规范，但在合同法和房地产相关法规中，并没有租赁权转让的概念。而租赁权转让与转租实有不同。比如，承租人可能由于经济因难、市场变化、无能力经营等原因，不愿或不能再履行原租赁合同，为了能够全身退出原租赁合同，承租人可以通过协议，由第三人代替承租人在原租赁合同中的当事人地位。

医院对在治疗中植入患者体内的髓内针断裂应否承担产品责任?

吴某于1998年11月因车祸造成右股骨粉碎性骨折，治疗后骨折愈合不良，遂于1999年12月20日到佛山市某医院住院治疗。同月23日，佛山市某医院的医生为吴某施行了“取原钢板内固定、植骨重新行带锁髓内针内固定术”。手术后吴某于2000年1月18日出院。2000年11月2日，吴某到佛山市某医院处复诊，经X光检验，证实右股骨内所植带锁髓内针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