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之构建——以《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路径

主体权限的混乱、内容比例的失衡和规范协调的缺失是当前检察组织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由组织规范的庞杂性与立法资源的有限性、检察体制的变动性与规范制定的灵活性所决定,"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构建实则具有必然性。这一体系的构建应沿着两大路径展开:一是对《检察院组织法》内容、结构体系的反思与整合,二是对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丰富和完善。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与“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之构建

主体权限的混乱、内容比例的失衡和规范协调的缺失是当前检察组织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由组织规范的庞杂性与立法资源的有限性、检察体制的变动性与规范制定的灵活性所决定,'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构建实则具有必然性。这一体系的构建应沿着两大路径展开:一是对《检察院组织法》内容、结构体系的反思与整合,二是对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丰富和完善。

拐骗儿童罪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实践中,拐骗儿童罪存在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罚不足间的冲突、现行规定难以囊括诸多情节及后果等多种困扰,这与该罪仅有一种量刑幅度直接相关。拐骗儿童与拐卖儿童二罪罪质一致,我国历来将其合并而治,域外多数国家也专门规定“诱拐未成年人罪”并设置相应的加重情节,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二罪被分而治之,在多次立法修改中,二罪的轻重处置差距显现,又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拉大。宜将二罪合并为“诱拐儿童罪”,使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共享加重情节,同时调整“诱拐儿童超过一人”及增设“使儿童长期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等法定刑加重情节,形成轻重有序的量刑体系,以因应复杂的司法需要。

猥亵儿童罪中“猥亵行为”的认定研究

实践中,“猥亵”行为违法性判断的复杂性使猥亵儿童罪与非罪认定偏差、量刑失衡、轻重不一等现象频发,现有三种评价模式因判断粗疏、精细度缺乏、类型判断供给欠缺等不足,难以发挥明确、统一、有效的判断作用。应采用阶层式强弱模式,以法益侵害为指引,将猥亵行为指向的部位、强制性、次数、人数等要素按照强弱程度划分梯队,区分为“核心因素”“重要因素”“累积因素”“中性因素”等,并进行逐一及类型化讨论,形成相对稳定的判断思路,以因应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

职务犯罪侦查中查询工作的困境与出路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查询作为一种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获取犯罪线索、证据,证实犯罪,追缴赃款的主要手段。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查询工作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查询效率低、容易泄密、查询结果不完整且固证难等困境。为了合理使用有限的侦查资源,应从立法层面、内部工作机制和外部协作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明知推定研究

犯罪明知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事实予以推定。明知推定对解决司法证明困难、实现法益保护和提高认定事实效率等方面意义重大。运用明知推定需遵循穷尽证明、逻辑经验、留有余地的规则与查清基础事实、充分保障反驳权利和禁止二次推定的方法。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与理论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正式入法,对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制度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对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选任、权利义务及经费、组织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以制度的形式进行明确和完善。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完善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至273条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实践先行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但在司法适用中,该制度在适用范围、附加条件、监督制约、考察帮教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建议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规定附加条件、简化适用程序、明晰与相对不起诉的逻辑关系、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健全考察帮教配套措施。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探寻与实证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增设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审前羁押必要性的法律监督,切实落实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但在司法适用中,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运作还存在审查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操作程序不具体、易引发风险等诸多问题,应从丰富审查方式、建立衔接机制、细化审查标准、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寻求完善路径。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避免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为此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工作。

“医闹”问题刑事政策把握及对策探索

不时闯入刑事控诉视野的"医闹"犯罪,折射出医患关系在医患矛盾持续升温下的异化趋势。然而,"医闹"行为入罪比例的合理性问题,值得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所特别关注。对纷繁复杂的医疗纠纷和"医闹"行为展开审视和诊治,应当守住罪与非罪的界限,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加强对法律制裁措施以外的体制探索和机制建设,以避免水果刀和柳叶刀交锋下"血溅白衣"等恶性事件的出现,有效引导医患双方由冲突和对抗走向理解与信任。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既可避免刑罚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又可以利用考验期对其进行教育、矫治,兼具教育和惩治双重作用,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适用范围、附加条件、监督制约、考察帮教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和缺陷。文章指出,应该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附加条件、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健全考察帮教配套措施,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

结果预见义务与结果回避义务之刑法地位探析

重视结果预见义务的旧过失论和修正的旧过失论主张以"预"代"避",重视结果回避义务的新过失论和超新过失论分别主张以"避"含"预"和以"避"代"预",其对结果预见义务与结果回避义务之刑法地位的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两者在注意义务乃至过失论中实则应居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将两项义务之一作为注意义务的核心,因两者在认定不同的过失犯罪中都具有独立的价值。

小议“我国刑法的目的犯”

根据大陆法系理论,占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包括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犯罪构成的要素即犯罪构成的内容,包括客观的、记叙性的要素,也包括主观的、规范性的要素。犯罪目的是大陆法系的说法,由于大陆法系主张法益侵害论,犯罪构成倾向客观主义,

刑法理论的展开及适用

“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这一法律格言最先是由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提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刑罚的前提是犯罪，犯罪的法律后果是刑罚．刑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犯罪的强制措施，其理论方面的发展历史则源远流长，现笔者以刑罚的两大理论为契机，对刑罚及其适用作粗浅的探讨。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智辩证地对待、认真细致地研究和积极主动地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视角,提出了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搜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签发与预留印鉴不符支票支付债务的行为定性

本文通过实例具体分析案情,从而对签发与预留印鉴不符支票支付债务的行为定性。

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权行政公诉的能力,为检察权有效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供了法定的程序保障.现有公益诉讼框架下对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中存在的监督原则缺失、受案范围偏窄、调查权缺乏强制力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尽快明确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监督原则,以便填补规则不全留下的空档,拓展受案范围,积极同国家监察委员会合作,增强调查权的强制力.

反思与构建:身心强制与违背妇女意志在强奸罪中的定位与相互关系

强制手段是强奸罪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实践中忽视对该要素的判断或确定过高标准均不利于犯罪的认定;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的说法被广泛认可,不过,将之作为衡量罪名成立的唯一指标或不考虑程度的相当性则有制造错案的危机。强制手段与违背妇女意志的定位与相互关系对审查强奸罪有重要影响,但模糊描述二者的关系,难以有效指导强奸罪的认定。应立足实定法深入反思,将身心强制与违背妇女意志作为有先后顺序要求的必要条件来理解,二者的标准一致,皆为达到使妇女明显难以反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