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六十年

在祖国日益富强、民族走向复兴的盛世善缘下,我们召开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并隆重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两汉时期的星火初传、魏晋时期的义学繁荣、隋唐时期的宗派兴盛和宋明时期的深入民间.到近代,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同样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对困境,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艰难地探求民族救亡和佛教复兴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我国佛教的复兴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为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谱写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

善作如来使 弘开净土门——传印法师《中国佛教与日本净土宗》述评

1980年12月16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佛教在中国两千年来和各族文化密切结合融为一体并传到东亚各地,对于创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推动东亚各民族创造具有佛教特色的东方文明发挥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会议决议认为僧伽教育为当代佛教教育的第一要务。在这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被正式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名义召集传印法师和姚长寿居士,告知他们将应日本方面邀请去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晋修,并且嘱咐传印法师的晋修课题主要是考察日本的佛教教育情况,因为十年动乱之后,佛教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现实问题摆在中国佛教界面前。

新时代背景下的都市藏传佛教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2022年1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提出,找准角色定位,是当代藏传佛教界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

《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始末——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初期的对外文化工程

一、引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政府采取仇视的态度。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采取各种手段想将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利用各种手段,破坏欲与中国建立友好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利用国际宗教组织来孤立中国。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流,广泛同各国佛教界、国际佛教组织与宗教和平组织进行友好交往,传播佛教文化,维护世界和平。在此,将中斯两国开展的《佛教百科全书》之合作,做一个简明扼要地回顾,展现中国佛教界的对外交往的辉煌成绩。

中国佛教现状

一、历史的佛教与当代的佛教 今天,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中国佛教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探索成果,希望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富有活力的中国佛教。首先,我想把21世纪的中国佛教放置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现状,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来自于过去,预示着未来,并非一个孤立的片段。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简介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of China,英文缩写:IBCC)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和开展国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的窗口。

行路致远 光启来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佛教石窟调查钩沉

以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中的“中国佛教石窟”部分为契机,中国佛教协会委托阎文儒教授组建了全国佛教石窟调查组。自1961—1965年,调查组对新疆、甘肃、四川、重庆、浙江、河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份的石窟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取得了翔实且丰硕的成果。本文综合文字材料、图稿、参与者口述等资料,对全国佛教石窟调查的缘起、成员构成、调查过程、研究成果及意义做论述,以呈现当年全国佛教石窟调查的情状。

中国佛教文化论纲

本文认为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是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道文化相接触,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来说,它具有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简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作用于佛教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的条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犹太佛教徒”:以色列佛教的历史境遇与当代发展

两个世纪以来,佛教逐渐为欧美人士所接受。这一过程,犹太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后期,犹太人中开始出现佛教徒,称为“犹太佛教徒”(Jewish Buddhist)。1948年,以色列建国,佛教在当地得到了发展。犹太教为犹太民族的宗教,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特征。佛教的包容特性,使得犹太佛教徒能够在保持犹太教文化认同的同时,过着佛教徒的生活。目前,佛教在以色列,已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模式。受限于本地佛教僧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东方佛教经典文字理解的限制,佛教在以色列的当代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本研究认为,这一现象与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遇,及其在现代社会中面临文化更替的环节有关。

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

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中国佛教由中兴──凋零──复兴曲折历程的回顾，揭示中国佛教发展的三条规律。就新世纪的时代特声、及中国佛教发展的四个走向，揭示了在当今经济大潮高涨、高科技广泛应用、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年代，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心理理状态与物质生活发展的冲突日益加剧，这就为以净化人心、教人安心立命、普度众生为宗旨、长于信仰治疗、心理治疗的中国佛教的发展带来机遇。

构架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沟通桥梁的星云长老

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的法脉传承自江苏南京栖霞寺,他早年在江苏焦山佛学院接受新式佛教教育,1949年之后在我国台湾地区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人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取了很大的成绩。星云长老一生爱国爱教,以弘扬佛教文化为使命,在推动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论梁武帝──“我为什么会是一个佛教徒”

本文副标题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法，这当然是作者为梁武帝代拟的总结之语。不过，坦率地说，事实上，可能没有比这一角度更能概括我的梁武帝研究的主题的了。中国佛教文化史从来不缺乏高僧大德，但可能迄今仍缺乏对于“什么是佛教徒”的本体意义上的研究。这一缺陷的后果之一是：正如已成为现代俗谚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所云，现代人也不再容易理解，接受和相信佛教。但对于同为俗人的梁武帝萧衍，就其真实人生与真实信仰之间的关系，予以尽情披露和品评，则不仅可能，而且更易为现代人所接近。中国历史上还有比梁武帝萧衍更精彩、更丰富、更生动、更饱满、更可敬的在家佛教徒么？我以为，萧衍是独一无二的。萧衍光荣与痛苦的孤魂也许至今仍在他的故乡江苏游荡，尤其正当杂花生树、草长营飞的季节，这个伟大的佛教徒孤愤的心灵完全可能因其故乡春雨的滋润而重新苏醒与活跃起来，因此作为1997年初春在江苏境内一次佛教文化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作者相信，凭借着佛家智慧超越时空的一点灵光照耀，我有充足的理由真诚地期待着与他的邂逅。

敦煌佛教艺术对西藏后弘期初绘画的影响——以西藏山南博物馆藏10—11世纪两幅“幡画”为中心

9世纪中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799—842)因“灭佛”使西藏历史上出现近百年的“黑暗期”,这期间的艺术形态与吐蕃(633—842)及藏传佛教后弘期初绘画之关系向来是西藏艺术史研究者难解的议题。2006年,西藏山南地区噶塘蚌巴奇佛塔出土,现藏于西藏山南博物馆的两幅“幡画”,对探究上述区段艺术之关联,以及重构10世纪之后卫藏与敦煌及其汉地佛教艺术之联动至关重要。本文指出蚌巴奇佛塔出土的“幡画”,其形制、风格、样式等深受敦煌(或汉地)幡画影响,它是10世纪中后期敦煌(或汉地)幡画艺术对西藏绘画渗透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独具“敦煌—汉地”样式的绘画风格则给予藏传佛教后弘期初绘画深远的影响,11世纪初藏地弘法期间所建佛殿——夏鲁寺马头明王殿、护法殿,以及扎塘寺集会大殿等壁画均见其影响。

缅斯两国佛教的相互依存和发展

缅甸与斯里兰卡两个国家是上座部佛教的重镇。这两个国家一直有着佛教文化交流。本文考察了这两个国家的佛教关系,指出上座部佛教是两国民族文化的核心,在这个核心作用下,两国的历史与文化一直都与佛教有关,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密切发展,以及僧团的互补与共同进步。特别是佛教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使两国的僧侣在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两国的佛教关系,有助于我们看到佛教在当今世界政治文化,特别是南亚与东南亚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对外联系工作,更好地弘扬世界佛教。

敦煌莫高窟佛教壁画雕塑之兴起、发展与演变

以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和敦煌文献遗书卷子为主要研究资料的敦煌学,内容包括了人文、社会和宗教等多种学科。其中能反映敦煌佛教发展变化乃至敦煌历史变迁的,是不同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雕塑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佛经卷论集传和与佛经相关的汉文、西域文遗书的内容。拙笔小文略述其中一二,不知管见当否,亦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则幸甚矣。 近百年来,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敦煌出现的大量佛教经卷和莫高窟的禅窟、佛洞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向前推进。我以为,若把佛教经卷内容的变化与莫高窟壁画、雕塑的技法、风格和内容的变化结合考察,则是清晰敦煌佛教发展变化和敦煌地方历史变迁的重要方法。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的佛教因缘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的佛教因缘李向平面对西洋文化理念及其价值体系的猛烈冲击，近代中日两国思想界都曾借重佛教文化以建设能超越西洋文化坐标的、凸显主体性与独立性并体现真实生命关怀的东方新文化。尽管这种努力并未成功，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发掘的丰富内容。李向...

实践“人间佛教”的思想 利益群生,造福社会——在无锡灵山“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研讨会上的致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自各地各位法师、教授学者们：值此初夏时节，来到风景优美的太湖之滨，出席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江苏省佛教协会主办，无锡祥符禅寺和灵山胜境管理委员会承办的“首届中国无锡灵山‘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研讨会”，感到非常高兴。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江苏省、无锡市两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多年来认真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

在中日第十次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上的致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日本佛教大学高桥弘次教授、诸位法师、学者、朋友们：值此金秋季节，在古都西安举行中日两国第十次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围绕“鸠摩罗什译经与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中心议题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以纪念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大师诞辰1660周年，是十分有意义的。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全世界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和谐世界的崇高目标勇猛精进

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八位高僧共发大愿，向世界发出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书》，得到包括中韩日三国佛教领导人在内的各国佛教界的热烈响应。在中国政府的热情支持下，经过积极筹备，诸缘具足。今天，来自各国的大德长老聚会美丽的杭州，参加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上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盛会，

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与区别

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与区别李利安一观音菩萨的身世信仰是佛教观音信仰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学术界对此很少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甚至一部分人对此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这是十分遗憾的。本文试图根据各类观音经典的记述，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