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

中国传统的文化性别体系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以父系父权、男尊女卑为主要特征而著称于世。然而,尽管这些主要特征是准确的,它们却并不能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性别体系的全部内涵。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透露着人们对宇宙和自身的终极认识。中国女神崇拜中诸女神的神格、神功、神代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性别体系的另一个窗口,可以弥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偏差。本文通过对西王母、女娲、观音、妈祖等女神崇拜的分析,试图归纳出中国女神崇拜的独特性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关联,并对比西方圣母崇拜的特点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的相关理论,指出中国女神崇拜这一课题的人类学意义。

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当代灾害和灾害人类学研究

灾害是来自自然界、被改变和/或被建构的环境,以及产生社会经济脆弱性条件的、有潜在破坏性行为的一个过程/事件。灾害研究涉及、影响和关注到一个社会所有方面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抵抗性、韧性以及适应性,已经成为减少灾害对社会实际的或未来的灾害影响的重要理念。在经济、社会、人口、意识形态和科技因素共同作用下,灾害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错综复杂。重建以及减少脆弱性、气候变化应成为灾害人类学家重点关注的两个版块。灾害植根于人类社会中,怎样从政策研究转移到实践研究,是对人类学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的挑战,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和接受这个挑战。

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

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灾难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安第斯的久旱、并发性自然灾害及人类的反馈模式

迈克尔·E·莫斯利采用适应性的观点,通过考古学来讨论安第斯地区长期的干旱和并发的自然灾害所产生的经济与人口方面的影响,探讨旷日持久的灾难之间大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如干旱以及随之加剧的脆弱性和伴生的突发性灾害如地震等,力图揭示自然灾害与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何为灾难？”：人类学对一个持久问题的观点

灾难的定义,如同文化之概念,纷繁驳杂,无清晰之定论。斯密斯认为,灾难定义的不确定性并不妨碍学术的研究,其持续的争论恰好说明灾难研究领域的活力。灾难定义之争表现为:(1)主观性和客观性;(2)常态与非常态;(3)社会与环境。斯密斯认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灾难研究的要点,而人类学之传统的适应(adaptation)观念或其对立面——适应性缺失,也即脆弱性(vulnerability)为解释灾难因果与过程的关键。人类学需要强化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研究人、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从这一基本的理解中形成了三个广泛的命题:(1)行为与机构应对范式;(2)社会变迁范式;(3)政治-经济/环境范式。文章聚焦于灾难的脆弱性的历史结构范畴,尤其是就发展中国家的情景,讨论了应用人类学对灾难管理的贡献以及灾难风险的观念与评估研究,还探讨了危害与灾难研究对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潜在意义,侧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问题。

从和谐的角度看全球不同女性及性别文化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当"女性"分析范畴尚属一片空白之时,"男性"却在民族志研究的中心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研究者丝毫没有顾及到潜在的文化元素,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即内部构成上的或外部结构上的),"男性化主义"都被当成了社会的人造产物,而未被看作是生物自然力量的结果。以往的许多研究对更早前该学科过分男性化(或者只考虑男性)的趋势采取了一种应对和纠正的态度,认为其缺乏对女性真正的关注。在近30年里,许多形式的人类学调查、分析以及理论构建都非常认真地关注着女性(指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机构设置、身份认同等,它们发展迅速,在理论与文化层面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悖论——关于“摩梭文化建设与保护”的思考

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在理论上有可能相辅相成。但在具体实践中,当文化遗产被当作产业资本时,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却有可能面临更快的损毁。类似摩梭文化这样珍贵而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更难经受经济浪潮的冲击。本文从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试图从根本上阐明文化的起源、文化的本质和生命、文化变迁的原因、文化遗产对现代乃至未来社会的深远意义、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的矛盾、旅游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摩梭文化的特征,以及保护摩梭文化对摩梭人和世界文化的意义等问题。通过对旅游产品的共性和摩梭文化特征的对比分析,本文指出摩梭文化并不适宜旅游消费。不加节制的旅游会颠覆摩梭文化的稳定性并加速其独特性的消亡。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先民食谱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浮选植物标本和植桂体表明,稻米和粟是该遗址龙山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但由于动物骨骼保存很差,我们对他们的肉食来源所知甚少。而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法探讨古人的食性和食物结构,对各种同位素含量不同的食物在当时人们食谱中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补充定量的数据。

灾难的理论研究：自然、权力和文化

灾难研究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脆弱性观念的出现对人类学和灾难研究理论的发展开启了可能,因为脆弱性将学术关怀引导到灾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的互动方面。文章对产生脆弱性条件的社会和自然关系的主流文化的构建意义进行了探讨,并涉及了产生脆弱性条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形式在环境中被题写的过程。

风暴中的声音：救灾与重建中的社会关系

灾难改变物质的世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过,伴随世界物质外观的改变,更为深刻的变化是时空与社会观念的挪位与重构。灾后人际关系的组合中,有融合也有新的裂痕,在灾难过程的演进中,不同形式的知识和不同的道德观念被启动为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人类学的关怀,则强调对地方性的知识与当地的文化道德观念加以重视,对文化与社会重建过程中的多重声音加以调谐。

手足之痛——灾后团结理论与应用的视野

社会团结是灾害发生后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社会整合行为受到了研究者和救灾与重建的政策制定者广泛的关注,不过其理论潜力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阐释。本文依据作者在1970年秘鲁大地震后十年的灾害人类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讨论了灾害中的集体行为,及其与利他与利己、理性与情感、仪式与象征等多层面的纠葛关系,经典的理性选择(资源动员)理论受到反思,社会运动及其情感与仪式表现形式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