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看民间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1820年问世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标志着普希金诗歌创作和俄罗斯文学在整体上的重要转型。普希金转向俄罗斯民间文学、理解其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实际上打破了自10世纪在罗斯出现文字起就存在的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之藩篱。长诗中使用了魔幻童话的结构、史诗歌曲的形式,展现了俄罗斯人民的特殊幻想世界和双重信仰的神话讲述。得益于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民间文学进入了民族精英的阅读视野,并用文雅的方式讴歌了"俄罗斯力量"的英雄事迹。长诗推动了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发展,增强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精神。

从历史诗学的角度看中国叙事文学中人物描写的演化过程

从历史诗学的角度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学中人物肖像描写的演变。文章认为,在神话人物的肖像描写中,就存在“合成的形像”,如:古书及汉代石刻画像中有半兽半人的伏羲,而女娲身体各部分则是各种野兽身体部分的组合,如人面、牛首、虎鼻等。这样的描写方法是较原始的,其他民族原始艺术中也有。后来的古代人物描写方法,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如晋代小说描写方法受了佛教中对佛描写的影响。唐代变文、宋元平话、明代小说都可以发现从佛经借来的模式。文章还谈到古代神话人物人格化的过程,认为当代小说有时也利用古典小说描写模式。

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的“庄园神话”:解构还是建构?

本文将20世纪初设定为俄罗斯文化中“庄园神话”的形成时期,并对这一发端于普希金时期地主庄园理想化生活的“庄园神话”轮廓进行了描绘。“庄园神话”的运用在20世纪20-30年代被强行中断,直到90年代意识形态禁锢被解除之后才得以恢复。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的俄罗斯文化再次转向庄园主题,这不仅是出于民族自我认同的需要,也在于俄罗斯庄园在神话诗学潜能方面具备挖掘可能性。此次转向发生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1980-1990)和新后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2000-2010)阶段后的后现代性文化语境中。“庄园神话”在后现代主义阶段呈现为希什金、索罗金、佩列文、克鲁萨诺夫等作家作品中的解构,而在新后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阶段则与之相对立地呈现为沃达拉兹金、斯拉波夫斯基等作家作品中的重建。恢复往昔魅力并获得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庄园神话”,在21世纪伊始为人类真正地提供了摆脱历史决定论桎梏的出口,使其走向永恒的存在普遍性和确定性。然而,当代读者通常具备的并不是庄园的现实经验,而只是“庄园传统范式”所生成的“庄园习性”——一种极具启发性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

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概述——《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序

由于中国各族神话研究成果分布于世界各国,未有及时的中文译介,因此,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就很难利用这些研究资料。从时间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较为系统地整理自19世纪以来国外神话学者的中国神话研究成果,可以见出中国神话研究在国外的基本面貌,为研究中国神话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文献。

切尔卡斯基及其中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与研究

本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Л.Е.切尔卡斯基(1925—2003)其人及其中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他生于俄国的一个医生之家,中学毕业后,先从军学医,后入莫斯科军译学院攻读汉语。他的最大志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与研究。60年代初获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70年代初获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学位。其中国现代诗歌翻译与研究学术成果甚丰,在当今世界,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权威汉学家。

作者理论与俄罗斯散文诗学

本文旨在克服通过传记主义的棱镜考虑作者问题的刻板印象。文章第一部分的中心是巴赫金和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理论。基于这种经典理论,我们的注意力并不在作家的传记个性上,而是集中于其体现在文学文本中的创造性自我上,即20世纪俄罗斯散文中的作者形象(В.Г.拉斯普京)。尤为关注通过与主人公的辩证关系表现出来的作者心理。我们将拉斯普京的作者形象纳入哲学宇宙论体系,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农村题材作家乃描写日常生活作家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口头文学的流变: 基于“俄狄浦斯故事”的考察

文章阐释了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所采录的一篇具有“俄狄浦斯”情节的口头叙事散文作品。类似的故事曾出现在古俄罗斯文学作品《关于安德烈·克里特斯基的中篇小说》中,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神话;不同的是,前者较后者在情节上增加了弑父乱伦者在上帝面前用忏悔赎罪的东正教思想。当这则具有“俄狄浦斯”情节的古俄罗斯故事从书面转为口头流传时,其精神意蕴从以忏悔方式赎罪的东正教思想变成了人的命运由某种最高力量预定的信仰观念。在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则故事的口头文学文本最后一次被记录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几乎无人再提及。二十一世纪以来,笔者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这则口头故事的三个俄语新异文。由此可知,这一地区是保存俄罗斯古文化的特殊区域,该故事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俄罗斯诗学关键词:文学传统

本文以俄罗斯文学从中世纪至今的传统及其发展为研究基础,旨在揭示其在发展中的统一性。俄罗斯手写文学起源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口头创作,直至20世纪末完结。本文关注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小说对中世纪传统的演绎:特别是其中编年史和纪事的独特呈现。作者聚焦中世纪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尤其关注(以文献和事实为特征的)编年史和纪事是如何帮助苏联时期的俄国作家挣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束缚,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还原历史真相的。在本文的艺术探索中作者还特别关注体裁互文的方式和小说典范的革新。

东蒙古说书艺人与汉族说书艺人对英雄坐骑描述的比较

在纪念策.达木丁苏伦诞辰100周年的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1974年记录的东蒙古说唱艺人诺敏呼日德说唱的《三国演义》中描述关羽赤兔马的片段,将之与其他东蒙古说书艺人描述的关羽坐骑、汉族不同说书艺人描述的英雄坐骑进行比较,发现其间在描述形象、抒发感情、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细微差别。本文的研究特点是从作品的最小情节单元或细节着手,进行系统的比较和探讨。

东蒙古古史诗中对女英雄的描写

我在第一届中亚史诗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试图以1974年苏蒙民俗考察对东蒙古说书艺人却音霍尔和桑布达希所做的录音为语料，分析本子故事体裁的东蒙古史诗中对英雄及其坐骑的描写①。1978年秋天的考察中，我们在与这些说书艺人一起工作时，成功记录了他们对女英雄穆桂英及其战马的描写。这两位东蒙古传统的承载者的录音，以及将女将与相应男将的描写进行对比，为理解东蒙古说书艺人的整体艺术手法及个人风格特点提供了有趣的资料。

东蒙古民间说唱——以唐朝故事为例

本文是我上次在蒙古史诗研讨会上宣读论文的续篇。尽管最近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例如,法国学者М.Д.伊旺翻译、研究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人物武松的文章）①。尽管本子故事体裁在东蒙古的民间口头创作中是很普及的,但把全蒙古史诗的其他体裁都排除掉,本子故事体裁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

中国神话传说的新采录

文章以女娲和伏羲的传说为例,详细考察这一类传说在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中的流传,也分析了其在南亚,尤其是在越南的流传,从乱伦、天地产生和生殖崇拜等方面阐释了其意义;文章还简论了尧、舜、禹的传说。

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

美学家、文艺学家尤里·鲍列夫是著名俄罗斯学者。其力作《美学》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就译成中文 ,且一版再版 ,在我国美学界、文艺学界颇有影响。2 0 0 2年 8月 ,尤里·鲍列夫应邀来华 ,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从美学角度对 2 0世纪文学艺术发展的总体气象与基本特征 ,对新世纪世界文学进程的发展趋向与未来前景 ,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评论 ,尤其是其从文化范式的流变来检视世界文学的进程这一视界 ,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经作者授权 ,这里译出尤里·鲍列夫专门为这次研讨会撰写的论文《2 0世纪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特征以及新世纪的前景》的第四、五部分 ,以飨读者。

俄罗斯诗学关键词:原型

本文旨在揭示从中世纪至今俄罗斯文学统一的发展。作为民族文化常数的文学原型是其研究基础。本文对在哲学和文学广泛的背景下的原型(和永恒的形象)予以极大的关注,并揭示出19-20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主要原型的历史-文学起源,其根源在于民族文化形成之初。

俄罗斯诗学关键词:象征的现实主义

本文致力于探寻20世纪下半叶理论和文学思想以及俄罗斯散文的艺术方法的更新,旨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象征的现实主义。它在俄罗斯散文中形成,但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中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作者的任务包括研究20世纪下半叶经典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舒克申等人的象征的现实主义。事实证明,与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不同,象征的现实主义完全基于尘世现实并由与真实现实相关的形象—象征所主导。在这种思维体系中形成的形象—象征作为“艺术作品的极限单位,具有整体的结构特性”(В.В.维诺格拉多夫语)。本文专门论证了新型的现实主义中形象—象征的本质,并通过形象—象征范例考察了俄罗斯文学中象征的现实主义之起源和形成。

俄罗斯诗学关键词:作为原型的乡村

本文旨在考证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其研究基础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原型之一——乡村。作者指的是18-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中这种主要原型的历史和文学的起源,考察它在从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散文,经由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到"乡村最后的歌手"叶赛宁的诗歌中的发展。特别关注了20世纪下半叶的乡村散文,它是这种文学原型最后的艺术个性化。

巴赫金与形式论学派:一种未被观察到的交集

形式论学派在俄罗斯文学学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公认,同时,包括巴赫金在内的其他学者或学派对形式论学派的批评与论辩,以不同形式和视角相继展开,这共同形成了俄罗斯20世纪文学学的百家争鸣。我们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关照巴赫金及其圈子对形式论学派的批评,理解其历史现实性,由此确定形式论学派向语言学的转向和巴赫金诗学向美学的转向。

作为“阐释病”的经院派文艺学——兼论学科界线的悖论性

俄罗斯《十月》杂志2015年第1期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批评学会会长张江的论文《强制阐释论》,此文在学界激起巨大反响。2015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报》、俄罗斯《十月》杂志、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洛谢夫之家”俄罗斯哲学和文化图书馆在莫斯科联袂举办的“东西方文学批评的今天和明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篇文章所提的问题又成为研讨的中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同复调是否兼容?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要特点是"没有结局的对话"。但这是一些关于什么的对话呢?我们认为,这是围绕基督显灵的对话。单个人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都由基督显灵来完成。这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些只是谈论上帝和上帝意旨的主人公,与那些能够看到上帝的人不同,并没有被担保不坠落于罪恶的深渊。作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中那些人物之不同,不仅仅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就在于作者"在组织对话",而且还在于作者在自己的"世界模型"中展示出宇宙是按怎样的规则被构造出来的。巴赫金所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自由,在他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毋庸置疑地、牢固地存在着的人物的自由,同作者的意志是相兼容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作为创作手法的“主人公的错误”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总是存在着由文本空间、潜文本空间或外文本空间构成的维度,与此相关,作品中主人公的"偏离"和"错误阐释",如果没有被直接纠正,就被确定为曲解和错误。本文要说明的是,这个维度在不同情形中是如何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确立的,以及这个维度是如何以作品整体性的方式被确立。乍看起来,这个维度与作品中主人公包含错误的简短言论毫无共同之处——然而,这些错误几乎总是带有主人公世界观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