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 服务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访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原第一副校长谢·米·沙赫赖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坚持“立德为本、文化为魂、学术为基、实践为源”的人才培养理念,建立“文化润育、科学教育、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是中俄协同育人共同体中的典范。该校坚持建设独具特色、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打造中俄人才高地以及科技创新重要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服务。

俄罗斯刑事责任免除制度研究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1章专门规定了刑事责任免除制度,但并未穷尽免除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其中没有涵盖因对未成年人适用教育感化措施而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免除刑事责任的制度主要包括:因积极悔过而免除刑事责任、经济领域犯罪免除刑事责任的相关案例、因与被害人和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分析上述刑事责任免除制度的适用条件与根据,揭示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十分必要。

俄罗斯的亚洲观与“转向东方”政策——访谈亚历山大·卢金教授

将俄罗斯建成独立的欧亚权力和世界影响力中心,是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政策,也是大多数俄罗斯外交战略专家思考的主要方向。尽管俄罗斯领导人和学术界早已意识到俄罗斯必须充分参与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贸合作,但是,俄罗斯转向亚洲十分缓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阻碍。在俄乌冲突影响下,美国和欧洲彻底砍掉了俄罗斯朝向西方的“头”,迫使俄罗斯转向亚洲,以至于出现了“全面亚洲化”的观点。如果从只面向欧洲转变为只面向亚洲,对于俄罗斯来说没有意义。对俄罗斯有益的,是利用处于欧洲和亚洲中间的位置。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并不意味着忽视欧洲。俄罗斯应该平衡两个方向,将自身从欧洲的“穷亲戚”变成欧亚之间的媒介,兼有世界不同部分的优势,成为一种文明和文化的融合。

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战略安全与俄罗斯国内政治——访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认为,俄乌冲突是苏联解体后边界划分所埋下的冲突种子在三十年后的集中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由北约东扩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俄乌冲突给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开启,这是美国和欧洲不愿放弃从冷战所获得的特权引起的。未来几十年,国际局势将持续紧张。在世界秩序危机和大国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先前潜伏的冲突和争端几乎会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包括核战略安全风险也极大上升。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普遍抬头,也有美国霸权下三十年相对和平所导致的战略疏忽。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国学者应该关注战略安全议题。俄罗斯领导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有效保障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维护民众的生活方式不变,推动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困境。

构建多极化世界格局: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与中俄关系新发展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一直是世人所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世界秩序仍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现有国际组织和机构却无力预防和解决危机及冲突。北约东扩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力量的相对走弱,使美国主导单极格局力不从心;“全球南方”力量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正加快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多极世界逐渐回归。面对如此复杂且严峻的挑战,国家层面应作出适当的政策回应。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成为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大国间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对此,中俄两国还需进一步加深相互信任和理解,通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目标;进一步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俄罗斯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当代选择--以农业政策为例

俄罗斯的国家农业政策,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政治底色,到当前国家介入和支持农业的重大转变。从农业土地私有化和私人农场的创立,到通过国家优先发展规划(农工综合体)、制定俄罗斯食品安全理论;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到实行进口替代(以回应西方制裁)等主要农业政策,可以看出俄罗斯农业政策中的自由与保守两种色彩。俄罗斯农业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原因是高度受制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也有俄罗斯内部发展模式转换的因素。

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与实践

俄罗斯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部分顶尖学府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综合实力大幅增强,并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可观的成果产出。并能够根据评估意见衡量成果质量。利用这一系统化模式实现“弯道超车”使得学界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有关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

俄罗斯与中国公共行政中的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

普京执掌政权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俄罗斯开始进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政治竞争极为有限、非政府组织虚弱、公共媒体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自2000年中期以来,俄罗斯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接近中国模式(特别是把中国90年代末以来的财税集中和再分配政策发展的趋势考虑进去)。对这两个国家的预期之一是会深陷腐败,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即使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依然可以支撑高速度经济增长,但可以明确的是,俄罗斯应对危机失败。这些差异可以用两国行政部门激励制度设计的不同来解释。在中国(与苏联类似),各级党委不仅在行政部门具有权威,也同样对最终结果负责(其成果通过经济指数衡量)。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管理权威集中于总统及其代表的"垂直权力"体系,在中层与基层,并不对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负责。行政管理与最后负责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破坏和抑制了中层与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

2020年以来,俄罗斯周边形势突变,发生在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纳卡等地的动荡,引发了人们对于俄罗斯如何反应、作何考虑的重点关注。本文作者指出,俄罗斯对于周边地区仍然高度关注,但是重点不同,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安危与走向,直接关乎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态势,对俄罗斯则不具有同等的意义。作者认为,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已经发生了改变,不是帝国式对周边事务到处插手的做法,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考量,有选择地、以不同的参与程度加以应对。俄罗斯权衡自身目前的实力与利益,在处理周边事务方面的目标和优先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本国安全,而非建立某种周边地区秩序。

俄罗斯精英的国际政治观

目前，几乎没有人将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视为该国的内政问题。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分析家都不仅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自治要求视为地区分裂分子和中央政府的恩怨重燃，而且将其看作美国（包括北约其他成员国在内）和俄罗斯之间的对峙，甚至是美俄新一轮冷战。然而，对于该危机爆发的原因，专家们的观点却不尽相同。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这份报告(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国家杜马的支持)认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建立新的秩序。在此过程中,渐行渐远的不仅是"单极"或者"两极"时代,还有西方近几百年来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并未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而是像催化剂一样激化了既有矛盾,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重新分配。该报告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在外交和国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胜利,但是需要更为充分地加以表达和阐释,同时有必要拓展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并为其提供思想保障。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维护和平;二是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三是共同保护自然环境,加强人文合作,应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新的全球性挑战。

南海维权的民间证据——《更路簿》内涵与面世抄本研究

文章从历史地理学、版本学等学科为依托,挖掘"更""路""簿"等要素学术内涵,为《更路簿》进行科学定义;甄别面世抄本,剔除与《更路簿》定义不符的抄本,使研究走向严谨的学术轨道,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民间证据支持。

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述(2000-2015)的比较分析

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俄罗斯总统讲话对于美国和中国形象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但是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述。其次,不同总统任期内的表述模式也有很大差异。再次,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俄罗斯未必会效法。整体而言,在俄总统言论中,中国"他者"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而美国作为更重要的"他者"则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在可遇见的未来,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中亚政策与“软实力”战略

上海合作组织(也称上合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和主导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同时也是中国开展中亚外交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中国对中亚政策的总体特点是审慎、务实、平等,不搞地区霸权主义,不干涉中亚各国的内政和内部事务,不为经济合作附加政治条件。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之外,中国还通过人文合作向中亚国家展示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倡导"和谐世界"和"上海精神"理念。对此,中亚国家是表示欢迎的。

滥用优势地位与反垄断法的适用

在一个产品的产供销价值链中,当一方对与相对交易方进行交易形成依赖时,优势地位便产生。优势地位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当它被滥用时,拥有经济力量的一方就可以迫使依赖于它的相对交易方做出一些让利行为。以规制非竞争性高价和保护创新竞争为主要任务的反垄断法在调整滥用优势地位方面具有不可缺失的功能。滥用优势地位扭曲产品供应链,提高产品成本,导致产品价格上升,最终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失。当这种优势地位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出现时,滥用行为不仅会产生垄断效果还会阻碍所涉技术的实施,限制临近和下游市场的技术发展。此外,滥用优势地位现象可能涉及不同产业从业者的关系,这些固有特征使调整微观关系的法律并不适合对其适用,而以反垄断法规制滥用优势地位行为则具有合理性。

美国的因明研究概况

本文的美国因明研究概况主要是有关佛教认识论和逻辑学研究的趋势,其研究奠基在巴利文、梵文和藏文原典的基础上,以及美国佛教研究学者有关方法论讨论的内容和评价上。在欧洲和俄罗斯早期出版物中发表的关于因明的研究基础上,美国的因明研究继续对佛教研究领域进行分析。主要代表学者有波特(K.Potter)、鲁滨逊(R.Robinson)、威曼(A.Wayman)、齐思贻(R.Chi)、亨廷顿(C.Huntington)、卡比宗(J.Cabezón)、加菲尔德(J.Garfield)、布鲁门沙(J.Blumenthal)、德雷福斯(G.Dreyfus)、邓恩(J.Dunn),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在佛教逻辑认识论的传统研究中使用符号语言和西方逻辑的概念的必要性(如波特、鲁滨逊、加菲尔德等人),而另一位学者亨廷顿则认为,龙树运用逻辑是为了否认推论思维。鲁滨逊则论证了龙树长于运用公理知识与推理规则,并用于实证形而上学的概念。

俄罗斯治理变革与绩效

本文分析俄罗斯公共治理体系的两个方面,即公务员制度改革和行政改革。本文从俄罗斯公共治理体系研究的角度考察这两项改革的主要历史阶段;也揭示俄罗斯治理改革中的主要行动者以及政府—市场关系。文章聚焦总结一些俄罗斯复杂而相互联系的治理行政机制的主要特征,并对俄罗斯治理改革的一些主要内容进行描述,包括公务员组织方面的改革、执行机构的职能和结构优化、结果导向的管理机制的实施以及监管体系的改进、公共服务提供、一站式服务流程和电子政务等。

俄罗斯政府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应对:基于经验主义的证据

俄罗斯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措施包括几个方面:在考量国家预算的情况下,国家所采取的经济、社会保护体系,以及健康和教育措施;在俄罗斯传统与异质性府际关系背景下,联邦和地区政权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采取了居家隔离和其他疫情防控措施;旨在优化联邦政府部门职能、提升政府运作效率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本文认为,这些近期俄罗斯治理体系中出现的快速变化植根于政府竞争力评估的理论路径中.

危机与全球转型:中俄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2024年,中俄将迎来建交75周年。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从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的定位历经数次提升,稳步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当前,中俄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具有强劲内生动力和高度成熟的一对大国关系,堪称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中俄双边关系方面,中俄两国需要继续推进务实合作。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方面,中俄两国的双边关系存在溢出效应,对世界安全、稳定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俄两国需要继续就转向东方和面对西方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周边国际环境,并避免在两国关系性质的判定方面出现异常。俄乌冲突的发生使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出现了“新格局”。对中俄而言,“新格局”意味着整个世界的供应链、产业链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能源体系的变化、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以及北亚板块的出现。中俄两国需协作提高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协作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带来的挑战;协作外交事务,提升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创新性发展,聚焦对中俄和所有金砖国家更加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互联互通、产能建设、经贸关系等领域。推动中俄人文交流,提升两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预期寿命增长的影响因素:世界各国聚类分析

2030年前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80岁是俄罗斯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预期寿命,且能够被国家政策所控制。研究旨在阐明世界各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俄罗斯在其中的位置。通过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82个国家/地区的数据进行描述、聚类和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远低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卫生支出与之相当的国家。同时,世界各国在人口预期寿命方面的差异受各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医疗保健、城市化、营养摄入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