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溯源及其意义——公益诉讼原告制度的法系考察

自罗马法开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非采取只能由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的一元化模式,而是"原告资格的多元化"模式。为强化公益诉讼当事人程序保障,对于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或社会组织为原告提起的公益诉讼,多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法律对原告的诉权行使也进行了一些限制。在公益诉讼原告制度的确立模式上,很多国家选择制定法的模式,但也有些国家选择判例法的模式或者从判例上升到成文立法的模式。

论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从宏观角度而言,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主要包括案件类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在不同类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自由裁量权;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方面赋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又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重要的指导原则;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结构性空间,不同模式下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状况不同,同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行状况也是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违约金是否能与赔偿损失并用——兼谈违约金的性质

《合同法》实施后,在违约金是否可以和赔偿实际损失并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述后认为在目前《合同法》违约责任的体系中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实际上并没有并用的基础。

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行为滥用之克服

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原则上具有证据能力。但对非法取得的证据赋予其证据能力将有可能造成非法取证行为的滥用。克服非法取证行为滥用的方法是:如果非法取证系法院所为或取证行为触犯了刑法或侵犯了其他更重要的社会利益,则对所获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对于其他情况下的非法取证,可提起非法取证侵权之诉,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来克服非法取证行为的滥用。

对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理性反思

反思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其内涵的合理界定,完整的现代处分原则的内涵包括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两个方面。我国现行民诉法尽管肯定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由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好处分原则和国家干预的关系而需要完善。

论民事诉讼非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规则的设计

非法取得证据有无证据能力涉及到证据能力的判断标准问题,重塑证据能力的判断标准应该在证据三大属性的基础上,确立以下两大标准:证据的真实性是否会受到重大影响;证据的使用是否会导致其他更重要的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设计民事诉讼非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的规则体系,应确立更宽容、更务实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