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汉字文化资源创新课程思政教学——以信阳师范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为例

古代汉语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其通论部分知识点多,理论性强,教学难度较大。本研究以通论中“六书和汉字的形体结构”一节为例,在教学内容中恰当地融入汉字文化资源,探索知识传授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路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实现了全过程育人的思政目标。

回忆录写作与新时期沈从文文学史形象建构

新时期以来,学界陆续发表、出版了二百余篇有关沈从文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时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构建过程,而且与新时期的文学生态形成了复杂的历史纠缠。通过对沈从文回忆录的爬梳考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沈从文回忆录发表、出版的整体情况,还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沈从文形象,而且试图探讨由此反映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的历史复杂性。

中华民族观视域下马加的抗战文学书写

满族作家马加很早就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在马加现代时期的创作中,抗战书写是其文学创作的重心。纵观马加的抗战书写,中华民族观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反帝抗战是马加抗战书写的重心,这揭示出马加在民族国家危难时具有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抗战书写中,阶级特性是其中的显著特色之一,这是马加接受中华民族观的重要视域;同时,抗战书写还与现代乡村革命密切结合,由此显示出马加对中华民族新进程中乡村变革作用的深切体悟。

瑶族服饰的艺术特色及文化底蕴

瑶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瑶族服饰色彩鲜艳、纹饰精美、款式丰富、面料独特。瑶族人民以服饰为载体展现自身文化内涵,瑶族服饰中传达的历史变迁、文化图腾、精神追求、审美理念、生产方式等元素,成为世人了解瑶族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介绍了瑶族服饰的艺术特色,分析了瑶族服饰文化的成因和文化底蕴,以推动瑶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周大新《伏牛》悲剧中的时代困境

《伏牛》是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周大新采用双线叙事,讲述牛湾村青年周照进、西兰和“哑女”荞荞三人之间情感纠葛的故事,以人和牛不同生活世界的对比,揭示三人人生悲剧的时代根源。他们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家庭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作者借《伏牛》悲剧的多重性,预见性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即将带给传统乡土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乡村基层治理体制的不完善,新旧婚恋观念更替的不彻底,乡土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性之“恶”等方面,在今天依然具有反思价值。

中小学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价值、困境及破解

加强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建设,是治理中小学教师职业不端行为的重要举措。它的价值意蕴在于,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是对传统教师问责异化现象的有效回应,也是与教师专业实践具有极强耦合性的治理措施。目前,我国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还存在着问责主体多元协同共治实效欠佳、常态化问责以及惩戒力度不够等缺憾,在加快建设新时代教师专业伦理的战略背景下,应完善问责的多元协同机制、常态化法制化的问责机制,并把握好问责惩戒力度,以推进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伦理问责制不断走向公平和理性。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金瓶梅词话》“倚夜”结纂的层次及其意义

《金瓶梅词话》具有鲜明的“倚夜”结纂特征。小说中大量的涉夜文本,呈现为写实、修辞、象征三个层次的文本形态。它不仅是日常夜生活的生动写照,也有意识地运用月、灯烛等光源构建小说叙事,摹写人物形象,营造小说氛围。此外,小说还透过夜宴、元宵观灯等渲染夜晚的瞬息繁华、如梦似幻,彰显“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悲凉意蕴,赋予小说鲜明的“寓言”特征。可以说,“夜晚”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打开小说之门的一把钥匙。

庞统容貌“丑化”的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中庞统容貌的“丑化”并非是意在通过容貌贬低庞统,以达到凸显诸葛亮完美形象之目的。庞统容貌的“丑化”包含了三层内涵:一是,通过人物的“貌陋”,以示其“长相不凡”,并在“畸人”观的影响下,表达“外丑内美”的写人意图;二是,“貌陋”作为“失威仪之制”的一种表现,源自古代对狂士群体的一种形象期待,借以彰显庞统的狂士气质;三是,庞统的“貌陋”与其政治上的失意,在“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择才观的文化传统中,也流露了深沉的“士不遇”的悲情色彩。

天书奇谭:还珠楼主“蜀山”小说的宝物书写

在建构以《蜀山剑侠传》为文本核心的“蜀山”小说的艺术世界之际,还珠楼主应用到多种具有民间文化韵味的元素,天书奇谭即是其中之一。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角度而论,“天书”属于神奇宝物的一种书写形式。在“蜀山”小说中,还珠楼主以天书奇谭为叙述重心,既建构出与之相关的命名、内容等小说叙事要素,也创造了因正邪两派的夺宝行为而引发的一系列“天书”故事。当天书奇谭被文学创作者转换成武林秘籍进行再创作之后,两者便同时附着于天书母题的文学书写链之上,从而显示出中国通俗文学古今之间的内在精神渊源。

《羊的门》中呼天成权力经营下的权欲与人性之探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所描述的豫中平原大地,诞生过一个如“神”一般传奇的人物——呼天成,他以血肉之躯铸造了“羊的门”。在那个遭受饥饿、政治矛盾混乱的年代,他竟奇迹般地使“呼家堡”这个小村庄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典型村庄。40年来,他对人的透彻分析,造就了他在呼家堡40年不倒的当家人形象,以他为中枢的乡、县、省乃至首都的巨大关系网,都使他在权力欲望中迷失,而抛弃人性的处事方式,最终也使他陷入精神迷失与自我挣扎的泥潭。

论贾谊的交游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贾谊的人生及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学创作都受到其交游的深刻影响。长安时期,贾谊受到名师指点,其创作在学养上具备了很高的起点,题材全面而丰富;融洽和睦的同僚关系及文帝的信任与包容,使其养成了犀利而自信的创作风格;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谗害又给他带来了格外沉重的心理打击。长沙时期,贾谊一度痛苦消沉,但痛定思痛后,他对此前交游失败教训的反思也体现在辞赋与奏疏的创作之中。梁国时期,贾谊成功地处理了与文帝的关系,在长期的反思与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其政论文创作走上了巅峰,其交游人格也达到了真正的成熟之境。

现代汉语语法理论与方法结合路径研究——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专题、理论与方法》

现代汉语语法是语言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它涉及汉语的结构、功能、变化、规范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揭示汉语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规则,以及推动汉语的传播、教学和应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比如如何有效地将语法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

《格萨尔王传》与《西游记》再比较--以晁通、猪八戒人物形象为例

有关史诗与小说间跨文体的比较,从《格萨尔》发掘之初就已开始。《格萨尔》与《西游记》在文学叙事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佛经叙事深刻影响了二者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母题。晁通和猪八戒都是具有鲜明喜剧特色的人物,他们原型人物相近,又都好色贪财、贪生怕死,甚至在法术变幻上也类似。有关晁通和猪八戒的叙事,既有佛经中的色欲考验,又融合了世俗文化,这是汉藏文化融合和共通的体现。晁通和猪八戒身上的喜剧特色和世俗表现,也是东西方叙事史诗的一个重要区别。

炎黄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祖根文化和龙头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传播既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又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意义。在选择传播路径时,应注重层递式传播方式、突出针对性传播内容、形成立体化传播格局、建构多元化传播矩阵,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炎黄文化在该地区的高效传播。

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及其重要历史意义

据先秦诸多文献可知,孔子之“述”古史可上溯至黄帝时代。孔子传述“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夔一足”,以及“蚩尤作兵”等事例,按照“人格形象”对黄帝等“神格形象”进行积极改造,将神话的黄帝、夔、蚩尤改造为历史的黄帝、夔、蚩尤。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孔子通晓黄帝等古圣王事迹的途径有勤学好问与游学考察两种,也表明黄帝事迹等早在春秋时代即广为流传。孔子对黄帝形象的“述作”,立足于儒家宗法观念,将黄帝塑造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认同观;依据道德品质和历史功绩,将黄帝塑造为远古圣王,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治平天下之榜样。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发生的多重路径选择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开始实行改革措施,先后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全面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程,有效地刺激着近代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学堂乐歌题材类型多样,蕴含丰富,已经具有中国新诗的基本雏形,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

“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

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观照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亦深蕴层次丰富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价值。在“集体记忆”的观照下,司马迁通过“发愤著书说”,首先,实现了个体在情感、现实以及精神层面对于生命困境的超越;其次,历代失志之士皆可如司马迁一般从圣贤这里找到现实路径和价值归属感,进而营造了一个“记忆场”,在这个场域中相互学习、记忆、共享;最后,“发愤著书说”所树立的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基于司马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死得其所”价值观的沉淀与凝铸,并使其有了进一步升华。此外,就文学价值而言,用典的极致化是“集体记忆”不断被塑造层累的主要文学手法,司马迁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极大地提升“发愤著书说”的情感张力,展现使事用典的艺术魅力。

清代台湾方志中的炎黄记忆

台湾地区虽然开发较晚,但炎黄文化随内地移民传入当地后,也形成了各个时代关于炎黄文化的历史记忆。清代台湾方志中的炎黄记忆,主要为炎黄遗存、炎黄祭祀、炎黄传说等,表现出鲜明的重炎帝倾向。这些炎黄记忆,正是内地与台湾人民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时空见证,时至今日仍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军国民教育与中国近现代歌咏运动的发生

晚清民初时期,许多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受到日本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归国之后,他们胸怀音乐救国的理想,掀起轰轰烈烈的学堂乐歌运动,有效推动着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进程。后来,具有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乐歌得到广泛传唱,逐渐融入中国近现代歌咏运动之中,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