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祠-索邦大学索邦当代哲学中心简介

索邦当代哲学中心(Le Centre de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de la Sorbonne,简称PhiCo)创建于2006年,隶属于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Universitéde Paris I-Panthéon-Sorbonne)哲学系,在法国影响深远。中心由以下三个原本就存在的研究所聚合而成:'规范、社会、哲学'(NoSoPhi:Normes,Sociétés,Philosophie)研究所,'经验与知识'(EXeCO:Experience et Connaissance)研宄所和“文化、审美与艺术哲学”(CEPA:Culture, esth6tique et philosophie de l'art)研宄所。

新LOLF框架下的法国绩效预算改革

2001年8月1日,法国颁布了新《财政法组织法》(La loi organique relative aux lois de finances,LOLF),明确提出创立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绩效型公共预算体系,构建以"任务"—"项目"—"行动"为基础的三层级新公共预算框架。全面介绍了法国绩效预算改革的背景原因与具体内容,分析了其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最后探讨了该改革对中国预算改革的借鉴意义。

“黄金法则”：通向公共预算平衡及削减公共债务的法律之路？

针对令人堪忧的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现状,法国在最新的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以"黄金法则"为原则的公共财政平衡宪法草案。以此宪法草案的出台为背景,从全新角度阐述了公共财政领域内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的矛盾,分析了公共财政平衡法律的实施范围及如何运用不同的时间标准来判定公共财政是否达到真正平衡,详细解释并重塑了财政赤字的定义及公共支出的分类。有关公共财政平衡的法律规则必须更为灵活,并且需要通过一个多年制的整体框架,将法律规范与公共管理行为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一种能稳定并有效控制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机制。

论法国失能老人的社会保障

法国已经在应对老年人"依赖性"问题,即老年人由于身体、心理或智力方面自主性的缺乏或丧失,而在进行一般日常活动时需要大量协助的状态,亦即长期护理(LTC)。本文回顾了在人口迅速老龄化背景下,法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立法发展。法国的长期护理是作为社会救助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保险立法的一部分而构建。过去30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长期护理保障立法已进行了重大改革。本文比对其他一些国家,对法国长护制度的主要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目前,改革的必要性得到普遍承认,就此也进行了许多研究。

民事责任法再法典化的希望

近年来,法国司法部长针对民事责任法改革的法律草案启动了公众咨询。起草人在草案中主要作出了两方面努力:让民事责任法明晰化和更加现代化。首先,他们建议将一些由司法实践得出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纳入民法典;其次,他们删除了许多已经过时或基本不再沿用的法律条文来使民事责任法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草案的诞生燃起了民事责任法再法典化的希望,本文作者通过对这一改革草案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

朗西埃的“准身体”批判与剧场的解放实践

“身体”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在朗西埃的哲学思想中,显现出对于感性制度的批判作用。面对全球资本制度下日益不平等的身体秩序,朗西埃创造了“准身体”的概念,试图让非同一化的主体行动在社会共识结构中撕开裂隙与制造歧义,实现感性的重新分配。由于这一概念注重对“看、做、说”关系的重构,所以巴西戏剧家波奥的“被压迫者戏剧”为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艺术实践案例。同时,朗西埃对此类激进戏剧的批评又印证了一种集体发展逻辑,丰富了“准身体”的肉身情感与政治意涵。在可见性世界的历史版图上,用剧场的感性视角划开直观而富有差异性的美学领域,或许能为从生命肉身的自由实践到美学理念自由制度的跨越提供某种批判性的借鉴。

现代性:欧洲和世界的新观念?

现代性观念导致历史时间的改变,它是一种历史时间关系的新形态。现代性标志着与传统的断裂,即现在不再是过去的继承者,现在与未来相关,现代性预示着革命。作为一种观念,现代性诞生并贯穿于整个19世纪。然而,如果用革命的遗产和现代性概念来解读19世纪,就会得出时间的错位这个结论。这一错位不仅局限于法国,它也遍及欧洲和整个世界。现代性作为一种现象的出现则更早。17世纪的"古今之争"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在文学领域确认了现代的趣味。科学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事件之后,现代的优越性经过不断讨论和确认,最终形成。甚至在1830年之前,不断创新这一观念就作为一项新社会的规则成为一切文化和科学生活领域的特征。在此之后,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830~185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与政治的先锋派,主要针对戏剧、文学和社会问题;1850~1890年代,古典的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文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并通过贸易的扩张和信息的国际化改变了与世界的联系;1890~1930年代,现代性遇到一波更加激进的反现代的浪潮,即批判的现代性。

赔偿不等于修复——欧洲六国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比较

在民法上,对遭受损害者的修复主要是赔偿,修复和赔偿几乎是同义词。正如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是刑罚的关键点,被害人的修复和愈合需要更多其他措施而不仅仅是赔偿。在德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六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中,可以通过判处支付损害赔偿从而由犯罪人自己赔偿被害人,或者借助基于国家连带责任构建的司法或非司法补偿系统赔偿被害人。修复意味着愈合、恢复,而不仅仅是赔偿。

作为亚里士多德阐释者的马克思

亚士多德的名字几乎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思考生涯:我们在他最初的写作中就能找到这个名字,也就是从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到他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

无伦理的伦理生活(l’éthicité)——论“博肯定理”及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对它的应用

本文围绕关于世俗化的'博肯定律'这一概念展开。对于世俗化现象中政治的去神圣化有两种相反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现代性是对前人遗产的继承;第二种则坚持,是新的社会组织机制创造了现代性。国家的世俗化是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中心论点。没有市民社会,民主进程等商谈程序,可能造成市民社会进一步分裂。哈贝马斯主张一种民主观念的空心化观点,他认为民主化进程能够填补社会融合的空白。但是,共享的民主政治文化并不能运行。霍耐特重申黑格尔对于'道德'和'伦理'所做的区分,纠正'民主'被赋予的'道德'倾向。霍耐特主张依据民主思想来制订民主理论及其道德前提。但是,霍耐特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博肯定律'论证。

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实在论

本文通过阐述一种情境性的实在论,来抵制新实在论思潮中的形而上学倾向。新实在论为了驳斥'相关主义',提倡'回归形而上学',企图撇开思考的具体条件而提炼出某种'纯粹的存在'。情境性的实在论则一方面肯定,任何情境下的思考和言说都扎根于实在中。因此,强调实在的情境性并不会陷入相对主义,反而界定了语言和真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情境性的实在论相信,在某个确定情境下以恰当的方式被把握的实在就是实在本身,并不存在脱离于情境的'实在'。因此,较之于形而上学的实在论,情境性的实在论才能真正把握实在。

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和共同体观念——一个杜尔凯姆式的阅读

本章的目标是,通过探究在罗尔斯那里正义观念是如何扎根在某种共同体观念中的,来澄清罗尔斯并不是一位受到了经济学的理性模式启发的原子主义思想家。这一问题源于'理性'与'合理'之间的差别,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采取公共视角时所欲求的正义原则之间往往是有距离的,因而如何解释正义与善(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就是罗尔斯论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作者认为,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一种原子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将我们的本性表述为'自由而平等的人',每个人都被禁止对他人提出那些他们也不能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以此严格界定哪些善(利益)是可以欲求的。恰恰相反,罗尔斯采取了一种整体论的视角,这一点在《正义论》§79提到的'社会联合'观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社会联合是一种奠基在互补性之上的社会凝聚力观念,即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全部实现其潜能,所有人都不得不选择他们想要发展的天赋和兴趣,因而只有通过社会协作才能继续间接地从他人所选择的社会方式中获益。可以看出,在这种整体论立场下,个体的优点和满足是彼此互补的,社会生活因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善(利益)。作者继而指出,社会联合的基础在于一种实践性的规则。这种实际性规则的特点在于,规则本身使一系列运动和行为具有了意义,它所提供的这个相互可理解性的意义空间是社会协作得以可能的基础,它使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作者认为,罗尔斯的这一洞见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立场,在这一方面,他延续了杜尔凯姆的策略。

德国宗教与哲学——信仰告白的权利

从1785年开始,发生于1530年6月25日的'向查理五世进献《奥古斯堡信仰告白》'成为德国哲学的原初图景,而《奥古斯堡信仰告白》也成为德国哲学的'权利法案'。本文将讨论现代德国哲学的路德派信条化这个传统问题。并重点说明这一信条化进程的政治、法律维度及哲学含义。

异议的价值与诸种妥协的本质

异议的重要性和限度的问题,需要将道德价值、推理判断和多元主义彼此结合起来。如果对道德多元主义的承认能够导向对异议的接受,那么对于面对道德价值的审慎态度的研究旨趣就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实际上,维持下来的异议能够被吸收到一种妥协的形成之中,这种妥协搁置了道德要求。在这项研究中,这种双重导向是在一种规范与协商过程的动态的视角下得到研究的。它将允许我们为没有完全得到贯彻的推理确保一定的地位。在这一视角下,社会中的相互调整——尤其是围绕着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志向的那些调整——可以一同在对异议的承认和造成共识的推理之上取得支撑。在要求困难的妥协的那些情况下,对于异议的承认会导致一些伦理选择,而与之相联系的那些遗憾对于偏好其他选择的人来说,并不会真的显得是被其他考虑所补偿了的。对于形成这样的妥协的规范性赌注,本文以一种倾向于辩护其伦理和政治利益的方式进行了考察。最后,受到引导的商谈会从考虑那些贯穿社会中的人的生活的张力出发,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社会进步主义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