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近代思想——围绕尼采思想的接受

本文考察鲁迅和尼采的关系 ,特别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理解尼采的方式。一般来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尼采的理解是经由日本视角、转承德国和欧洲的理解方式而来。虽然鲁迅眼中的尼采也未能例外 ,但他却站在要求变革的中国特有时代的观点上来理解尼采 ,把尼采不仅看成是一个哲学家 ,而且看成是一个文明批评家、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对尼采的理解是感性化和形象化的 ,这清楚地反映在他留学日本时期和五四运动以后的创作中。而到了 2 0年代后半期 ,当他发觉尼采思想再也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时 ,对尼采的关注就比较有限了。

20世纪七言诗源、诗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黎昔非先生《唐以前的七言诗》

黎昔非先生《唐以前的七言诗》是目前可知最早的研究七言诗源诗史的现代论文。其对于七言诗源诗史的研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基本框架,在七言研究领域内具有开拓意义,应该引起当前学术史界的重视,然而至今尚不为人所知。深入探讨其文献价值,将会为学术史研究提供应有的借鉴。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鲁迅与狂人、狂气——和俄国小说的比较

作品中狂气和狂人这种文学装置成为重新思考世界的通路,同时也是使得既存的权威性话语有可能被推翻的一种文学保护装置。通过狂人和狂气,鲁迅想要推翻自己身处的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狂人日记》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是因为它的狂人和狂气具有一种把自己变成他者的现实性的语境,即历史性。

从“诗声俱郑”到“诗声俱正”——论刘勰《文心雕龙》的乐府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于诗歌分列有《明诗》、《乐府》二篇,《明诗》篇偏于褒赞,《乐府》篇重在批评,两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观点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乐府歌诗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部分,传统儒家的礼乐观必然会对其起到规范作用,这导致了刘勰对汉代而下的乐府多所批评,诗声俱正的立场跃然而出;二,刘勰前后两篇意旨的不同,或许与《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安排有关,两者可能存在着结构与观点上的互补关系;三,汉魏以来的朝廷制乐和文人乐府创作这两者都存在着兼采新声的现象,特别是宋齐以来以休、鲍为主的创作风气,使得刘勰在《乐府》篇中于历代乐府多所贬斥,"诗声俱郑"的批评矛头直指当下,从音乐与文学双重层面对齐梁之际的文学生产提出批评。

19世纪上半叶的韩国唐诗学——以申纬为中心

申纬是李氏朝鲜后期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早年诗路略显狭窄,18岁后因受李匡吕的影响而广泛学习六朝唐宋的诗作,44岁后因入燕京,受翁方纲父子影响,诗学再次发生转向,提出“由苏入杜”的主张。尽管他的诗作总体呈现出宋型诗歌的面貌,但他受唐诗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唐诗元素,笔下也有不少是纯粹的唐风诗。他晚年编选的三部唐诗选,特别是《七律彀》和《唐诗画意》,在唐诗选本上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他的诗学理念,特别是论诗诗,也深受唐诗的影响,或是在唐诗学的背景下才得以展开。

音乐观念的政教承载与文学承继——以“亡国之音”的观念生成与历史演变为中心

"亡国之音",作为儒家音乐理论中的一个否定性术语,体现了儒家对于音乐的伦理道德的审视。这一审视,随着礼乐文化由政治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附着到了人德、政德、文德等诸多方面。由乐衰而国亡,这在儒家理论中向来受到充分的重视,并在乐论、史论、政论等领域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诗乐、诗教的早期形态也使得后来的文学批评承继了"亡国之音"的意义内涵,并且随着这一术语在文学领域内的实际运用,其性质由倡导风雅正变的政教批判用语,而转化为抒写悲情乃至家国沦亡之痛的一种文学表达。"亡国之音"由乐教领域内的否定性术语渐渐蜕变为文学领域内的肯定性术语。

《徐陵集校笺》注文纠缪

许逸民先生所撰《徐陵集校笺》一书,颇为翔实,其注颇能参之史料、兼采今注、注重辨体,是其显著特色。但依然存在一些缺漏,如不避重注、释文过当、离篇释义、注文错误、出注不全等等。今检校其注文,作纠缪三十则,期于《徐陵集》校注及徐陵研究有所裨益。

试析“有什么X(的)”的句法结构及语用

根据轻重音不同,对"有什么X(的)"句式进行语义及结构上的分析,并依据"回指理论"与"反问语气"的强弱理论对其语用进行深层分析,从而实现对"有什么X(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的分析。

《廣寒樓記》版本考論

《廣寒樓記》爲韓國漢文小説名作之一,又題作《春香傳》。小説描寫恭愍王(1351—1374)時文臣李弘(一題作李震元)知南原府時期,其子李桃鄰(一題作李夢龍),字花卿,與教坊妓成春香之間所發生的愛情故事。兩人在廣寒樓相遇相識之後,便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幽會。然而,好景不長,時紅賊亂起,李弘調任豐海道觀察使,桃鄰不得不隨行前往京城。一去三年,音信絶無。

從中國文學看叙事的抒情化--以駢儷文和變文為中心

中國文學有多種多樣的抒情世界,而到現在爲止,抒情研究一直落後於以叙事爲主的學術研究態度。本人在這篇論文里,以駢儷文和變文爲主,擬分析中國叙事文學如何带有豊富的抒情性。屈原的楚辭把著者内面世界投射到多樣的植物上來説明自己要説的事情。還有漢代賦和樂府本來是叙事的文體,但漸漸加上了抒情因素,終於出現了抒情賦和抒情性比較强的樂府詩。終於到了六朝時代的駢儷文,散文變成在抒情方面上,幾乎跟詩歌同樣的新文體。本來駢儷文就是古代散文轉變而成的文體,不過因爲重視韻律和對句,駢儷文也漸漸詩化了。結果到了六朝時代,形成了文章和詩難以區别的駢儷文。以上賦、樂府詩、駢儷文,都走上了抒情化的道路。唐代敦煌變文作品裏,我們注意到佛教故事叙述的超自然世界抒情,這就是中國唐代俗講僧們通過宗教想像寫出來的。他們在從印度傳過來的故事裏賦予了感性豊富的文章,創作了新文章形態的作品。對中國漢代以來一直缺乏幻想文學發展的事實,我們覺得很遺憾,幸虧唐代末變文抒情的幻想世界,填補了這一文學空白的部分。本人仔細地分析了佛教叙事體文章如何變成了抒情性文章,還有研究散文與韻文交織的抒情風貌,并且介紹空間認識的抒情世界。上面我們介紹了本研究整理的幾個事項,以後我們計劃將這結果運用到宋代以後的戲曲、説唱以及話本和章回小説中,并且完成中國文學的諸抒情風貌介紹。(説明:摘要爲作者原韓文論文後附中文摘要。)

梅曾亮诗学思想论略

拙文《论梅曾亮的文学思想》(本刊97年第1期)一文,从师传关系,时代背景及个人性格等方面入手,对梅曾亮(1786—1856)的文论思想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因限于篇幅,对其颇有特色的诗学理论未曾涉及。兹爰为短文,以补前文论之未及者。梅曾亮于诗、于文都有较为丰富的创作经验(参观《柏枧山房文集》),故其文论、诗论,命题未必都新,但因有创作为基础,于传统理论多阐发独到,体味精微,且自成系统,值得借鉴。诗与文在一些基本道理上是相通的,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体裁,而且古人又大都以杂文学的眼光对待文,而诗则属于纯文学,故于二者的理论,也有不同之处。

巴金研究三人谈

刘涛:朴老师,喜卿师姐好。这次在上海又见到两位,真是高兴。今年陈思和老师、周立民主持召开了第九届国际巴金研讨会。第八届,也就是2005年时,在嘉兴我第一次遇见两位。那时,我读硕士,第一次参加巴金研讨会,诚惶诚恐。2006年,在杭州开《随想录》的会,又碰到喜卿师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