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声音:"对立论""一致论""差异论"以及"多变论"。尽管德国学者也没有跳出这几种模式,但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MEGA^2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其是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德国学者的有些看法需要进一步斟酌,但这些观点可以拓展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并能够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存在着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由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对全球生态治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红绿"思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看,存在着"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研究范式"、浅绿"思潮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秉承"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又作为一种境界论以促进全球生态治理。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与品格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价值与内涵作了全面论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是现代民主的新形态,具有如下新品格: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单向度西式民主模式的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新发展阶段;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先验式民主范式的超越,是紧密扎根中国大地的产物;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机械性民主运作的克服,它具有自我更新的有机功能。在新时代,我们要用有力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与传播。

康德的国际联盟构想及其现实性限度

康德的国际联盟构想的现实性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前政治的现实危机又使其重新成为热点。文章从康德整体哲学语境出发,阐发从目的王国到国际联盟的思路,并就国家间如何从对抗走向合作,国际合作如何建立稳定有效的机制,以及如何对待联盟外部成员等方面重构了康德的三个论证步骤。康德的政治理想为众多现实政治规划所认同,但是其理论展开却无法摆脱纯粹主体与经验主体、自由与必然性、个别性与普遍性等的矛盾,而且由于康德的论域限于道德和法权,所以最终只能将其说服力诉诸主观的必然性。为了将康德自由现实化的构想落到实处,则必须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友好关系考虑在内。

生命政治学批判视野下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在今天并未过时,而在今天理解共产主义,我们需要正本清源地理解共产主义的根基实质上是共同性,一种不基于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乃至宗教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具有普世性的共同体。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言,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关系的革命和改造,和基于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对理性自由的个体进行革命和改造,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将共产主义推向前台,重建一种同时改造社会关系和个体本身的共产主义。

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

数字时代的主体形态,相对于启蒙时代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主体实际上是统一的理性的内在主体,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看来,这个内在主体的意识下面,实际上压抑了流动的力比多和无意识欲望,而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利等人提出了用分裂的力比多的主体来冲破统一的内在主体的束缚,但是这一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获得成功。真正颠覆性的变化发生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深入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力比多和无意识欲望通过数字链接流溢到我们的外部,形成了从外部来支配我们行为的外主体。外主体的诞生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因为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利用我们行为生产的数据实现了数字绘像,形成了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的数字身份,但是在这些被采集利用的数据背后,还有被数字资本所抛弃的剩余数据,这些剩余数据构成了一个可以与受资本控制的数字绘像抗衡的外主体,从而可以让我们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主体形态。

维尔默对话语伦理学的内在批判

话语伦理学是哲学语用学转向之后的一种普遍主义伦理学,它试图在克服康德的道德哲学缺陷的基础上,通过先验语义学批判,找到达成道德共识的程序,以此来确立现代道德规范的客观有效性。但是,维尔默不满意于这种话语伦理学,而是紧紧抓住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前提之一,即真理共识论,展开了对话语伦理学的内在批判。这一批判断定真理共识论不仅会使话语伦理陷入基础主义样式之中,又会使它无法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做出清楚的区分,因而,话语伦理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