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论述了法律和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是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国如何对待法律移植;中国如何对待国际条约;全球化是否意味着非国家化、去国家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和中国法制的回应

一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许多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经济领域而言,全球化起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论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主的影响

经济与民主密切关联,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民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且,全球化对经济民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世界经济民主的观念有所增强,促进了经济民主制度的发展。但是,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传统的经济民主秩序,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诱导因素之一。全球化时代,必须强化经济民主化进程,其路径很多,需要多方面力量的综合,增强民主理念,贯彻以人为本、完善体制、建立制度等,以保障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快速、稳定、和谐发展,尽快恢复被经济危机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中心与边缘——法律发展的全球视角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把他们的视角局限在国家边境以内,似乎这些法律成就的取得完全依靠这些国家自己的力量,更有甚者,把它们与种族中心主义相联系,似乎西方是一个天生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则是劣等的。但从全球的观点看,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这些西方法制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剥夺世界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而解决这一不公平的现象也只能以历史的眼光和从全球的角度来探究。

关于法律全球化的提法、趋势和表现

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这个跨学科的全球化研讨会很有意义，因为全球化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全球化只能谈经济全球化，而不谈政治，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认为经济领域是全球化，政治领域是多极化，而法律领域谈论全球化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因为不可否定在政治领域确实存在多极化，在法律领域存在不同国家法律的管辖极化，在法律领域存在不同国管辖权，在文化领域存在文化的多元化，在这些领域谈全球化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提法有一个缺陷，如果承认经济全球化，对道经济全球化没有法律的表现吗？投资的全球化，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全球化等等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还涉及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过去我们研究问题习惯上愿意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分割，现在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全球化正是这样一个需要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大问题。

专家学者谈全球化——“全球化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

当前 ,全球化问题已成持续热点 ,其涉及面愈来愈广 ,为探讨全球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及互动关系 ,本刊与我校政法系于 4月 6日联合举办了“全球化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 ,来自首都高校、科研单位和我校各文科院系的专家学者就全球化对经济、哲学、法律、文化、历史、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座谈会由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锐生主持。

全球化时代需要更多的思想者

思想是一种力量，能用思想影响世界，是知识老的最高诉求。“思想”对中国社会有些奢侈，我们这个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理性的，历史上过早成熟的封建社会体系，使得伦理道德成为意识领域的正统。有体系的思想较少，谋略，策略却很多。

构建中国全球化人才战略高地

当今世界的竞争,最核心的是人才的竞争。随着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送出了全世界数量最大的留学生,外流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但未来30年。

对全球化的再认识

“9·1 1”之后 ,人们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到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等问题上。今年 2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纽约召开的年会和“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的年会 ,却使沉寂半年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这一更重要的世界发展主题重新突出出来。“9·1 1事件”的强烈震憾及其暴露出的世界性深层次问题 ,令关心人类未来命运的智者自然陷入了沉思与长考 :经历了“9·1 1”之后 ,我们究竟应如何认识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反全球化问题 ?带着这一严肃而又不易回答的问题 ,本期我们特邀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七位专家举行对谈 ,这些对谈可能还不够深入 ,有些看法也不一定准确 ,我们只是希望籍此引起更多人对该问题的重视和更进一步的探讨。

透视中国大型制造企业及其全球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中国依赖外部资本、技术、市场和品牌等资源，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快速积累了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使“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全球文化：同一性还是差异性？ 全球化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变得更加相似还是更加不同？这是在讨论文化全球化这一主题时经常提到的问题。一群我们称之为＂悲观的＂全球化鼓吹者的评论家倾向于前者。他们认为,我们面朝的未来并非能够反映世界现存文化多元性的文化彩虹。

透视中国大型制造企业及其全球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中国依赖外部资本、技术、市场和品牌等资源,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快速积累了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使'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8.0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0.76%(2010年)[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全球科技人才流动形式、发展动态及对我国的启示

科技人才在全球培养、在全球工作、被全球争夺,催生了全球范围的人才流动市场,各国在全球化市场中既合作又竞争。系统地梳理了技术移民、留学、阶段性流动以及人才回流、人才环流与共享等全球人才流动形式及其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我国完善人才制度、利用好全球科技人才提出了政策建议。

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现状实证研究——兼论“看病难、看病贵”的医院因素

履行社会责任是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可测量出公立医院实现社会责任的水平。通过指标分析,能够发现利益相关者不满之处,由此探讨其对社会的影响。统计研究发现,医院发展很快但成本高昂;高级管理者和医生的贡献与所得不匹配;医院的努力与公众认知差异很大。只有通过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突出医生的贡献和权益、增加医院信息透明度以及增强医务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减少公众的抱怨。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一种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构建

人类对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呼唤,缘于当代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和当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这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重视对这一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的系统研究,才能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这项研究包含三个逻辑环节:一是提出“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及其演变规律的论说,以确立全面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的历史观基础;二是据此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分为“三个层级”,即精神文化层级、全球治理机制规则层级、全球治理机制与地区或区域治理机制和民族国家治理机制关系层级,并探询三个层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作用的复杂性;三是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转型时期的权力分散和分享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在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之间关系中的复杂性,阐释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超越目前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关系,从而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确立与贯彻的规律和特点。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然而,目前中国尚未建构起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使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处于萎缩状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间的逻辑联系,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中国意义的限定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才能够"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并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哲学成果。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中西方人才开发研究的比较

西方从人力资源管理到人力资本管理中关于"人力资源"观点与中国关于"人才"的含义有很大不同。西方所指的人才,主要指具有天赋的天才。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关于人才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将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摆脱“西方中心论”及重建本土宗教学

诞生和发展于西方强盛时期的宗教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基督宗教的基础上,其解释范式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不能正确诠释包括中国本土宗教信仰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其他宗教,因而不具有理论普适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宗教学理论不加鉴别地照搬照用造成了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认识的诸多误区。当前,中国宗教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重建本土宗教学研究体系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宗教学的消极影响,重新认识其对我国宗教研究与宗教认识的危害,以及重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体系,将在未来中国宗教学研究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一 就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而言,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似乎只有两种路数:一是,以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原理为根据,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作解释,为当代中国现实作辩护性或赞美式的论证;二是,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一些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资源“纂在一起”加以阐述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现实作隐喻式的批判(如“现代性批判”)[1].应当承认,这两种研究路数特别是第一种研究路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需要,故并非毫无价值,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