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互信:中国开展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政策支点

在全球治理出现“信任赤字”、西方企图操弄“全球南方”概念以制约中国发展之际,探寻重建世界信任之途,夯实全球南南合作之基,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当前,中国-东南亚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等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持续推进,为双方奠定了良好的互信基础,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未来,需要发挥增进互信在中国与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中的政策支点作用,给予南方国家充分信任,重视在全球南方的可信度建设,实行全方位地区间合作,筑牢南南互信之基,从而收获重建世界信任之果。

“全球南方”概念再认识与发展新路径

当前,“全球南方”概念的热度持续高涨,但实践中却遇到诸多困局。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整体综合意涵,充分认识其内涵多重性、语义模糊性、认同竞争性、实践过程性等特征,进而有效应对,主动作为,对于全球南方实践过程中的困扰与困局,努力提出因应之策和破解之道,找出定位、设计和拓展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制定积极的战略策略,以此推动和引领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发展。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关切。这集中体现为以下五点:全球治理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石与轴心;"一带一路"倡议要服从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战略;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物品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理性选择;整体治理观是中国认知和推进全球治理的理念支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特殊责任与贡献。本文从战略与实践、理念与价值层面审视、分析了上述问题。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论来源及其理想形态

全球治理在很大意义上因应国家治理的外部性而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当今时代互动互融,相互贯通,已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人类对二者互动的认识,远溯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思想先声,近察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思潮的涌动,都始终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外部性与克服这种外部性的理想世界设计而展开。追溯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源流,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想形态进行剖析,这种理想形态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全球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效互动是治理互动的主要方式;全球有效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两者互动达至善治的根本保障;全球责任与主权责任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动力源泉;超国家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走向整体善治的理想载体和现实诉求。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也存在被强势国家异化为一己之利的可能,因而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今天的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理念,积极塑造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海外利益安全保护中的情报保障工作研究

[研究目的]在中国的海外利益持续扩大的新形势下,提升情报保障工作水平对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极为重要。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总结当前情报保障工作的经验并反思不足,进而寻找提升方向。[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中国海外利益安全保护面临的新形势,归纳总结情报保障工作存在的不足,运用战略思维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研究结论]当前中国海外利益呈现诸多新特征,相应的情报保障工作在搜集能力、情报质量、人才培养、数字化进展、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因此需要加强机构间协调配合、整合现有资源、加强人才培养、提升情报数字化科研水平,并寻求扩大国际合作。

全球市民社会与当代国际关系(上)

全球市民社会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们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克服日益突显的全球化弊端以及探寻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重建过程中迅速兴起的。自产生之日起 ,其在经济与社会、国际和平与安全及环境人权等国际政治领域的活动和网络密度就不断增强。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广泛活动对于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整体化、民主化、法治化和多中心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 ,它也意味着国际政治中伦理价值的回归。当然 ,目前全球市民社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还只是一种趋势 ,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在自身能力建设、民主化建设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断完善。此外 ,发展中国家还要大力推动自身社会力量的发展 ,以防止全球市民社会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霸权工具。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全球化——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对于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全球化的怀疑论者和一部分文化全球化支持者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运用建构主义关于规则二元性的观点对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见,怀疑论者和部分文化全球化支持者在看待文化全球化时都存在片面性。面对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冲突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文化的建构作用,成为在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地区主义的若干问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一个地区主义日益发展的时代。地区主义向上影响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向下与国家以及公司、地方、利益团体、社会运动等非国家或次国家角色紧密相连,因而是在外交与国家间关系、地区事务与世界体系、全球社会等多种层面上塑造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结构特征的主要力量之一。那么,学术界是如何界定地区主义的概念的呢?作为一种现象,它是何时产生,又是如何发展的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呈现为怎样的形态?它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一现象呢?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本刊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庞中英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国家利益分析

从国家利益诉求与身份地位的变化来考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可以将其大致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其特征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敌视、抵制与排斥参与;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前后,其特征是中国对全球问题从谨慎参与向全面参与转变;第三阶段始于21世纪,其特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深化并日益有所作为。在日益深化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呈现出鲜明的变化:一方面是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强调日益突出和清晰;另一个方面则是在综合考量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学习和融入国际规制,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考量有选择地纳入国家利益诉求之中。

中国的全球化选择与对策

全球化是 2 1世纪的主题 ,它全面制约着各国的发展 ,从而要求各国作出选择与回应。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同时也受到全球化负效应的冲击。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 ,并自觉地担负起改变全球化进程中不公正、不平衡现状的历史责任。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由之路。

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调适

处于全球治理时代的民族国家常常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面前陷入困境和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二者进行理论审视。全球利益的思想源头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理念和万民法思想,中经格老秀斯和康德的和平思想阐发,于现当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局限的人类共同利益诉求;民族国家利益则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其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和17世纪英格兰的国家理由、王朝利益等概念,而自17世纪之后逐渐形成以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为本位的国家利益概念。在全球治理时代,我们必须具备对以上二者的理性认知,坚持一种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国家利益观:正视全球性危机的严峻挑战以及全球治理向深度发展的时代趋势,在认识和行动上呼应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利益维护的急切需要;尊重国家的基础性地位,维护合理的国家利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调适。

政治学发展的全球化思考

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发展受到全球化大背景的极大影响和制约 ,认清这一点至关重要。本文认为 ,从国家政治扩展到非国家政治 ,关注团体政治、全球政治、人类共同利益、治理、公民社会、转型政治 ,以及规范、价值、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是 2 1世纪政治学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势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以苏联为师,到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再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然后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日渐成熟。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等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反思与变革中的全球治理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全球问题的日益严峻，全球治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当代国际关系最突出、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尽管时间如此短暂，但当前对全球治理的评价、反思、期盼、定位却众说纷纭，这恰恰表明全球治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在审视和反思变革中的全球治理时，以下两点值得格外关注。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全球化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全球化观念的传播与影响渗透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的原因、过程与途径,以便为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提供新的视角。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对华算力竞争

算力是推动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国家间竞争态势影响重大。人工智能跃迁潮流之下,全球算力发展水平与规模均出现明显加速,但发展鸿沟扩大、生态安全威胁激增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美国在高端算力芯片研发、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保有较大优势,但对中国的网络运载力和超级计算机发展依然保持强烈警惕。为维护美国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加速开展对华算力竞争。一方面,美国对内加强多方协调,加大算力基础设施与未来计算科技投资,积极弥补自身在高端算力芯片制造业和网络运载能力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美国全面升级对华算力芯片制成品、制造设备、算力服务与技术的封禁措施,并威逼利诱全球盟友合围中国本土算力企业,挤压中国发展算力的机会与空间。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对抗性色彩明显,加剧腐蚀中美关系,破坏全球算力产业稳定,造成全球数字鸿沟扩大。但是,美国的规划与实践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本土制造复兴计划并不确定,全球算力产业界看好价值巨大的中国市场并积极寻求对冲之策,加之中国对于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具有重要话语权,因此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前景仍待观察。

“中国特征的全球化”与“北京共识”

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一个夸大的、不符合事实的看法 ,而其中提及的“中国特征的全球化”尽管有一些正确的成分 ,但是将全球化归结为某个国家的全球化是肤浅的 ,有可能导致世界未来十分危险的发展。中国进入全球化不仅有正面的、积极的方面 ,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的、挑战性的影响。

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的考察

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是指该国所面对的主客观环境中那些宏观、长远且对外交全局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的总和。从构成要素及彼此间的关系看，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具有多维属性；就空间角度而言，它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其中国际环境又可以区分为全球和周边两个层次；就基本属性而言，它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