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淘炼真金NGO——本刊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陶传进博士

陶传进，男，1964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其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民间组织，环境资源，社会公益，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问题。

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萨拉蒙 慈善的新前沿与社会目的投资

在全球范围来看，一种新的模式正在显现，那就是私人投资正在流入公共的、社会目的领域。这些私人投资可能来自私人企业、股权投资、养老金或保险公司。这一部分资金量巨大，是传统基金会所能提供给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的十倍甚至百倍。

我国洪泛区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

我国拥有广大面积的洪泛区 ,洪灾是制约这些地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如何适应洪泛区特有的自然水文条件 ,调整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 ,从而实现洪泛区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并制定有效的防洪减灾公共政策 ,是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实施以谋求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和结构调整。

中国公共政策为什么成功?——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构建与阐释

基于西方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难以真正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成功的动力因素。只有依据本土资源构建的政策过程模型,才有可能对当代中国的伟大决策实践有较强的解释力。根据相似性原则,这样的模型须以中国领导层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思维和实践方式为原型。"上下来去"模型就是遵循这一建模路线构建而成的政策过程模型。这一模型包含的两个过程和各过程内的两个阶段彼此互动,并分解为四个子模型。该模型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能吸纳以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诉求的其他政策过程模型。

中美公共政策扩散路径的比较分析

公共政策扩散研究关注于扩散的触发机制、路径和基本规律,是政策过程研究的重要领域。中美两国政策扩散具有共性特征,可清晰地识别出学习、竞争、强制、模仿四种共性的触发机制。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政策扩散的横向互动更为活跃,受选举周期的影响较为显著,联邦政府发挥的作用更为间接。比较而言,在中国政策创新的扩散过程中,中央政府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并通过试点推广、吸纳推广、强制推行、官员异地交流等途径,加快推进政策创新的扩散。中国府际关系的制度安排可抑制地方利益对政策扩散的阻碍,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学习能力和策略性行为。

论我国导师—研究生关系的优化路径——一个“契约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融合的视角

我国高校既有的导师—研究生关系实际上是围绕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构建的。导师对研究生的权力是一种兼具管理性和学术性的复合权力。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下的导研关系存在不适应权利保障及依法治校要求、导师权力较大不易构建维系和谐导研关系、不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问题。以契约重构我国导研关系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研究生与导师协议框架》《导师—研究生培养协议》《补充性协议》等为参照,探索优化导研关系的具体契约形式,通过将契约与原有机制相融合,完善既有制度。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通过具有行政契约性质的导研契约调整及协调现有的管理制度,明确和优化导师权力与研究生义务的边界。

我国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和公共政策分析——以石油技术标准为例

公共政策过程理论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模式,通过不同的政策阶段可以对公共政策有比较系统的分析。我国石油技术标准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它的制定过程反映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些特点,本文通过石油清洁生产标准的案例,对我国石油标准的制定过程和利益博弈进行分析,最后对我国的技术标准制定提出有关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发展优化路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以产业融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是必然选择。农文旅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时代意蕴,通过产业跨界融合实现乡村资源价值最大化,已成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驱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的新引擎。本文以天津市为研究场域,分析其农文旅融合发展所面临现实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促进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

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作用效果及限度——基于“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区治理过程并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亟须明晰的重要问题。基于TOE分析框架,通过建构包括3个维度、9项观测指标和26条衡量指标的评估体系,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14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实现治理网络扁平化和开放性拓展、治理资源整合优化、治理价值重塑和社区治理制度再生产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同时,数字技术在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社区治理主体智慧化理念缺失、主体结构与承接能力失衡、治理效果的内卷化、数据安全风险隐患等问题,成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阻滞因素。基于此,为更好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果,规避其引致的负面效应,需要加快培育治理主体数字化理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调整和能力升级,同时警惕技术治理的内卷行为和风险溢出问题。

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水平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研究

以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应用面板回归模型、双重差分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对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人力资本、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开放水平、政府干预均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影响,但是影响因素在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甘肃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对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影响程度高于甘肃其他地区;(2)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设立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且政府偏好在其中存在较强的中介效应;(3)从空间效应来看,兰白国家自创新示范区政策试点建设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为促进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应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健全完善人才引培机制,强化按需精准引才,加强兰白地区间的人才交流合作,以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点,促进甘肃其他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

澳门特区“一基地”的政策体系

自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确立澳门特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发展定位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切实推进“一基地”建设,形成“弘扬主流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保护,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然而,澳门地区“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政策体系较为分散,难以形成统一推进的合力。在澳门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政策体系中,文化优势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有待加强、文化设施建设难以匹配文化中心定位、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优化澳门特区“一基地”的政策体系,要夯实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建设的产业基础,实现“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的紧密结合,致力将“一基地”建设成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中心乃至全球文化交流合作中心,并强化粤澳合作和琴澳合作,共同推进“一基地”建设。

数字技术赋能流域协同治理的可能路径研究

协同治理是提高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的重要途径,但当前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还面临着流域协同治理中的信息碎片化、治理规范碎片化和治理行为碎片化等问题,对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当前数字技术在信息收集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决策辅助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多种数字技术自身的作用及其相互链接对构建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能够有效地推动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

公共财政体系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筹资水平研究——促进公共服务横向均等化的制度思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的筹资主要来自政府补助。对于很多县级政府来说,其新农合筹资来自上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补助金,这对于新农合的平稳实施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新农合补助金是一种带有配套要求的专项补助,而上级政府大多采用一刀切式的固定金额补助法,这样财力较弱、农业人口比重高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相对较大比重的筹资责任。为了发挥上级政府补助金推进地方政府财力横向均等化的作用,促使财力不同的地方政府为民众提供大体相同的新农合服务,有必要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上探寻更为制度化的方法。

获得感提升导向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策逻辑、关系模型与评价维度

供需关系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课题,将获得感作为沟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桥梁,可以避免传统研究从"供给侧"谈"供给侧"的弊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改革领域"如何改"和"改成什么样"两大问题。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应当以需求侧的公众获得感提升为指引和凭依,通过导入中介环节构建新的供需关系模型,以此作为供给评价的理论基础。在对评价体系的探索性研究中,引入关键绩效指标法以KRA和KPA为研究工具,将获得感解构为六种基本感受,作为评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的标准和依据,即一级维度;通过十八个二级维度的建构将一级维度中的感受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特征联系起来,从而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逻辑关系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获得感提升的关联通过评价维度再现出来。

公共服务动机文献综述研究

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重点文献,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内容概括为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法、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公私部门公共服务动机的比较以及公共服务动机的应用和国际比较五个方面,旨在加深对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并就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了展望。

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中国青少年性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在我国青少年性教育政策近40年的变迁过程中,该政策子系统内的政策参与者包括政府机构、各类学校、社会大众、公益组织、学生家长和专家学者等,他们因为信念体系和政策诉求的不同形成了支持联盟和反对联盟两大政策倡议联盟。该政策的变迁主要是两种过程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是该政策子系统内的各倡议联盟通过确认和回应对自身信念体系的挑战而发生以政策为取向的学习过程;二是源自政策子系统外的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包括相对稳定的变量,也包括动态的系统事件。各倡议联盟在这两种过程的双重影响下,为在该政策子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不断更新自身联盟信念体系,并与其他联盟展开竞争、调适和妥协,进而影响政府决策部门,最终促使我国青少年性教育政策不断发生重大变迁。

网络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压力模式的视角

政策问题的界定和政策议程的设立甚至比政策决策和执行更为重要。政策问题认定和政策议程设置既是一个客观形成过程,更是一个主观构建的过程。在现代社会,媒体在此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将媒体体制和权力体制纳入分析框架,才能更好地洞悉网络媒体对政策的影响。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网络媒体集声音、图像、视频与文字于一体,突破了传统媒体体制,部分克服了传统媒介体制约束,具有跨时空特性和强大的交互性,消解了传统媒体的生产制作与消费的边界。网络媒体引发网络舆论并与传统媒体互动,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地方政府和官员基于形象、政绩、稳定等压力作出回应,采取政策行动,进而影响了政策议程设置,遵循的是压力模式。

利益多元抑或利益联盟——政策网络研究的核心辩解

政策网络的研究,缘起于"多元主义是否适用于现实中的美国政策过程"的质疑与追问,兴起了一场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争论与辩解,搅动了人们对于政策过程中利益多元还是利益联盟的本质探究,同时催生出诸如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议题网络、倡导联盟等新术语。其中,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等术语,表明政府在与利益集团的利益联盟中实现对政策过程的操纵,公共政策只是一部分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狭隘利益的体现;而议题网络、倡导联盟等术语则表明公共政策并不只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互动结果,包括传媒、公众等在内的广泛主体都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参与其中。在广泛阅读西方文献的基础上,疏理政策网络各种称谓和概念之间的前后传承关系,使充斥各种概念的政策网络研究清晰化和明朗化,同时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示这些概念所隐含的内在意涵,理清政策网络研究的基本研究脉向,说明政策网络研究本质上是对"政策过程是利益多元还是利益联盟"这一问题的求解,表明政策网络研究旨在对政策过程作出最贴近现实的描述和理解。

基于科学评估的学前教育质量与儿童发展关系研究进展及其未来展望

为给学前教育投入提供产出反馈,各国均开展了学前教育质量科学评估,并探讨其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从1990年至2021年间,国内外关于学前教育质量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总体显示,学前教育机构的整体质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易被非关键质量所稀释;结构质量对儿童发展存在阈值效应;过程质量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特定领域的过程质量能更显著地影响和预测儿童对应领域的发展,不过过程质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同样存在阈值效应;过程质量是结构质量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中介。未来应开发具有文化适宜性和实践导向的学前教育质量与儿童发展评估工具,应构建大型学前教育质量与儿童发展追踪数据库以深入探索两者的关系,应开展基于循证研究的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