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何以效果有限?基于重庆市Y区的案例研究

“双减”政策致力于根治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但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社会反响强烈,政策效果面临公众广泛质疑,既有研究也存在对政策有效性的争议。因此,科学回答“政策实施效果怎么样”、“什么因素影响了政策效果”、“如何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三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基于重庆市Y区的实践案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双减”政策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综合评估结果仅为63.14分,说明“双减”政策的总体实施效果有限。进一步利用扎根理论方法深入挖掘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构建了“政策环境–执行结构”二维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双减”政策效果未能充分显现本质上不是执行结构的问题,而是政策环境的问题。最后,结合效果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的具体建议。

随机影响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一个研究综述

随机影响评估的“反事实”设计可以获得最可信的因果推断,是公共政策或项目评估工具箱中的标准工具。然而,现实中开展随机影响评估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会导致较小的障碍,造成估计结果存在偏倚,而另一些问题会导致实验失败,使随机影响评估无法对感兴趣的假设提供有效的检验。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认识及其应对策略的全面把握,阻碍了随机影响评估在实际政策或项目评估中的运用。本文通过对重要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围绕“存在问题–问题来源–潜在后果”,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随机影响评估中存在的损耗、不依从、溢出效应、驱动效应、伦理、随机偏倚、外部有效性等七种问题,并对每一种问题的应对策略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概括。本研究有助于对评估者运用随机对照实验开展政策评估提供一定的指导,推进随机影响评估的开展。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的构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凸现出来。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成为公共领域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对农村公共产品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应从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入手,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尚存在一些堵点,不利于双循环新格局的加快形成。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对畅通经济双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就业增加扩容三大机制能有效地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关键环节的主要堵点,并进一步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同时,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的过程又将助力于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所存在的堵点,使得我国以更高的规模经济效能、产业层级和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反哺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房价波动研究述评

房价的波动原因一直是房地产经济学中备受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行为研究的方法能够帮助传统经济学理论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研究房价波动的缘起,总结了市场参与者普遍存在的认知局限和行为偏差,梳理了房地产市场个体参与者心理和行为与房价波动关系的影响效度检验,以及房地产市场个体参与者心理和行为与房价波动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并归纳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重点进行了展望。

推进共同富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后的又一伟大奋斗目标。总体来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能在“富裕”和“共享”两大层面上对居民消费升级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富裕层面,推进共同富裕通过提高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文化资源利用等几大机制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在共享层面,推进共同富裕通过收入分配公平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资源利用普惠共享等几大机制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推进共同富裕通过上述机制可以有效地驱动居民消费规模扩张、消费结构优化、消费品质提升、消费方式变革与消费观念革新,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经济带来低效内卷还是公平竞争:对同龄群体收入收敛趋势的观察

文章通过对“内卷-竞争”的量化识别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同龄群体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拓宽竞争方式与竞争范围营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缓解了“内卷”带来的努力收益回报下降的不利影响,使同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逐年收敛趋势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降低了40岁以下群体的同龄收入差距,但对40岁以上同龄群体的作用却相反。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的工作用途和机会型创业两条竞争路径更加强化了对同龄收入差距的收敛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同龄群体中,相比中等技能水平群体,低技能和高技能水平群体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数字经济对农村群体的收入促进效应更大;同时,女性受益于数字经济的收入溢价更高。因此,加快数字化进程,使同龄人不同群体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对缩小同龄收入差距进而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

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助力“健康中国”?——来自“两控区”政策的证据

鉴于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微观数据探讨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助力“健康中国”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基于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利用国务院于1998年批准实施的“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两控区”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两控区”政策显著提升了个体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显著降低了个体发病率、门诊就医及住院就医的概率,显著减少了个体的就医费用。并且,这一提升作用主要源于“酸雨控制区”而非“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2)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两控区”政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条件、环境治理、体育活动参与度和精神健康四个路径,进而影响了个体健康水平。(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疾病类型、不同症状类型,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就业类型和不同技能类型的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4)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养摄入在“两控区”政策与个体健康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劳动力工资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4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劳动力工资视角,对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内69个城市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且分割现象越来越明显;就三大城市群比较而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使用外资及各城市科技支出的差距越大,则各城市之间劳动力工资偏差就越大,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分割;各城市的教育支出和政府其他支出差距越大,则城市间的劳动力工资偏差越小,劳动力市场越趋于一体化;此外,就三大城市群分别而言,以上因素对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的情境优越性,即:在内源系统中,通过主体动员凝聚行动力量、产业融合重塑动能形态、村社理性深化价值认同,从而促进乡村整体的有机参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在乡村内部深入渗透的同时向外扩散,与外源系统进行双向反馈互动,依托政府引导、制度供给、资源链接的条件刺激,提升其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应从增权赋能、整合资源要素、利益联结三方面入手,加强权利保障和制度建设,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中国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变迁逻辑与完善路径

系统梳理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聚焦内容和发展趋向,有助于明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完善路径。研究立足于已颁布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文本结构和内容,找出中国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当前“无废城市”建设的政策需求,提出政策优化完善路径。研究发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文本类型多元、效力级别多样,政策框架体系逐步优化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烙印和动态演变特征,政策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政策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政策执行更具指向性和可操作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二次污染、回收利用、循环经济等是政策关注焦点;政府从宏观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以政策引导规范为主,注重政策协同、技术支撑、治理水平提升等助推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目标实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实施的工具手段多元化、要素支撑多样化,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支撑关注度逐步提升、管理模式与治理路径已进入适应性转型。立足现实需要,固体废物管理的市场化政策与激励机制不足,适用性技术关注度不高,综合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结合国外“无废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实践行动和政策举措,从固体废物生命周期管理政策、技术范式政策、主体协同政策、引导激励政策及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提出中国“无废城市”建设的政策完善路径方向。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CPI与PPI的“正负背离”现象分析——基于部门间价格传导机制差异视角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国内价格水平变动出现了新的特征:CPI与PPI的走势出现长时间的正负背离,两者间的缺口已接近历史最大值,但CPI与PPI的波峰、波谷在时间点上仍然大致相对应。研究发现:在中国农产品供需紧平衡和服务需求增加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涨对食品和服务价格的传导是CPI上涨的重要原因;工业产能过剩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对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是PPI下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一涨一跌"使得CPI与PPI变动"正负背离",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是CPI与PPI之间缺口扩大接近于历史最大值的主要原因。CPI与PPI间的价格传导机制减弱但仍然存在,是两者之间存在缺口但波峰波谷大致对应的主要原因。为了防止全面通缩的出现,需要利用结构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增加国内投资,通过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外对国内工业产能的需求。

预期的力量:晋升会引致环境污染吗?——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4~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省长省委书记的数据与环境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尝试分阶段考察中国官员政治晋升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为剥离出环境污染对官员晋升的反向因果影响,本文通过筛选,将环境污染和工业增加值的滞后变量、官员年龄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采用GMM估计官员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官员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职位差异和地区差异。就省长而言,在任职前期的污染投资行为会增加其获得晋升的预期,从而使其任职后期的污染排放随晋升可能性的增大而减少;而省委书记则由于年龄和职位的约束缺乏获得晋升的预期,晋升预期对其任职后期的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从地区层面来看,官员任职后期,东部地区省长、省委书记晋升对污染排放的减少量和增加量基本相互抵消,中部地区省长晋升对污染排放的减少量大于省委书记的增加量,使得环境污染排放减少;西部地区则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官员晋升预期欲望相对不强烈,使得省长省委书记晋升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

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的网络舆情传播机制——基于宁波镇海反PX事件的研究

[目的/意义]互联网情境下的邻避效应容易发酵、激荡而失序,研究网络舆情演化机制有助于应对环境集体抗争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事态。[方法/过程]基于经典的SIR传染病模型,构建"宁波镇海反PX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的双阶段传染病模型,对环境集体抗争两阶段的信息传播机理加以对比分析。[结果/结论]政府处置不当、衍生议题的引入以及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的非理性介入,促使以居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动因的邻避效应,转化为包含有多元主体与官民冲突议题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抗争的治理,应针对不同阶段的信息传播机理,通过线上线下的双重引导,设计差异化的防控机制。

消费环境改善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当期剩余消费潜力的视角

通过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消费环境和居民当期剩余消费潜力指标体系,并以居民当期剩余消费潜力来间接衡量当期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情况。运用ARDL-ECM的动态建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消费环境改善与居民当期剩余消费潜力之间存在着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消费环境的改善对剩余消费潜力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滞后效应;各子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作用不同,消费经济环境改善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更明显,消费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对刺激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最大,消费制度政策环境和消费供给环境改善的刺激作用次之,而消费文化环境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作用仍需提升。

社会信任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基于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的微观证据

基于2009年试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本文借助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水平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比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居民高13.9个百分点。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构建了夫妻双方“对照—处理”拟自然实验场景,研究社会信任水平对夫妻双方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结论再次支持是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了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差异。最后,本文将受访者的利他性评价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是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软环境,良好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类型学分析——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公众已成为环境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主体之一,但现有研究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内涵、运行逻辑以及实践类型等缺乏系统性关注。本文以澄清公众参与主体内涵为前提,基于从个体化参与向组织化参与演进的过程视角,构建"受害相关—环境知识—环保使命"的类型学分析框架。结合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可划分为受害者、利害相关者、知情公众以及一般公众四大类型,其参与环境治理的图景依次呈现为沉默的大多数或运动式参与、集体式抗争、使命式参与以及观望式参与等类型;第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类型取决于三大核心因素共同影响,即与污染距离相关的受害程度是公众参与行动的首要前提,环境知识类型决定公众选择个体化或组织化的参与路径,环保公益使命是公众可持续参与的重要保障;第三,以组织化为载体的使命式参与是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可能路径。因此,在特定情境中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果形态,研究结论对优化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以及精准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农村政策纵向扩散中的“悬浮”问题

政策从出台到普及有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其中区域内纵向扩散受不同层级政策主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文本性的政策内容传达至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后"悬浮"难以下沉,使底层受众对政策了解不充分、对基层政策传播工作不满意、行动上的政策响应度较弱。分析表明,干群关系疏离、意见领袖"位移"、农民缺乏主动获取政策信息的动力和能力、基层政策传播者缺位是导致农村政策"悬浮"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发挥传统组织传播机制的作用、引导大众传媒发挥在农村政策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完善农村政策信息反馈机制、提升受众获取政策信息的能力和动力等方面加以改进,以促进多方政策主体的信息流通与互动。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消费扶贫质量研究——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绿春县为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构建社会扶贫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成果是我国未来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消费扶贫质量分析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的视角下,宏观消费扶贫政策作用于微观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最终表现为扶贫质量的提升。从宏观角度出发,产品与服务的供需匹配才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消费关系,而贫困农户较为单一、低端的产品和服务生产难以满足城市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不利于高质量脱贫目标的实现。因此,高质量的消费扶贫需要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以生计资本的增加推动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建立,最终达成家庭和区域两个层面的高质量脱贫。绿春县的消费扶贫在建立贫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贫困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不足、生计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不够高等问题。下一步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加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拓展农业多样化经营和非农就业,打响特色优势品牌以推动农户生计专业化,以消费扶贫夯实高质量脱贫。